1964年1月18日清晨，京广铁路上一列南下专列掠过薄雾，车厢里不时传来翻阅文件的沙沙声。毛主席靠在车窗旁，眼睛却不在雪景，身边放着一沓来自各地的简报。列车刚过长沙，一位随行干部低声汇报：“江西来电，邵式平同志病情反复。”主席闻言，眉头轻锁，沉默片刻，只说了一句：“到南昌后，让东兴去看看。”一句嘱托，像一颗石子投入湖面，涟漪随即扩散。

转入赣境，沿线大大小小的站台上，干部群众举着横幅迎接。站台热闹，可车厢里无人喧哗。汪东兴整理文件时回想：自井冈山时期起，主席对赣东北的同志就格外牵挂，尤其是邵式平。如今江山已稳，偏偏这位老省长却病倒在病床。汪东兴暗暗记下任务——“替我看一下”决不是一句客气话。

列车抵南昌已是19日夜。次日一早，毛主席在省领导陪同下视察八一大道。冬日阳光下，这条笔直大道的柏油路亮得晃眼，路旁新栽的樟树迎风摇曳。陪同人员汇报：大道全长七公里，宽八十米，三年完工。毛主席点点头，说道：“路修宽了，心也就宽了。”他轻轻踱步，却不忘回头问：“老邵当年定下的规划，还有哪些没完成？”

陪同者答得谨慎：“老邵构想的科学城正在选址，但他卧病在床，具体事宜暂缓。”毛主席听完，挥手示意：“工作要继续，他的身体更要紧。”言毕，转身交代：“东兴，你马上走一趟省医院。”

医院病房并不宽敞，窗外正飘着细雨。汪东兴推门而入，看见邵式平靠在枕头上，面色蜡黄却精神尚在。两人握手，邵式平笑道：“还是江西的雨舒服，不干不燥。”简短寒暄后，汪东兴转达主席原话：“主席说，让你好好养病，革命的路还长着呢。”病房里一时安静，只剩心电图仪器的滴答声。邵式平喉头动了动，轻声回答：“谢谢主席，我争取早日下地。”

此刻的他，回忆又被拉回40多年前。1900年，他出生在弋阳一个贫苦农家。少年时务农、给地主放牛，常被鞭笞，心底早埋下反抗的火种。读私塾、考进弋阳县立高等小学，他对书本的渴望如饥似渴；与方志敏结识后，两人常步行六十里互访，讨论的却不是诗文，而是“穷人该怎么活”。那时，夜风吹过稻田，只能听见蛙声，以为世界就这么大。没想到，革命的大门会在北京敞开。

1923年秋，他进入北师大史地系。五卅运动爆发，北京学生示威如潮，邵式平站在北洋政府门前慷慨陈词：“怕死不革命！”警棍落下，他头破血流，却在病房醒来便嚷着再去游行。那股韧劲，让同学们推选他为学生会负责人，也让党组织递上入党申请书。彼时的北京街头飘雪，他在油灯下第一次通宵研读《共产党宣言》，之后世界观彻底翻转。

1927年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北平，他悄然南返，与方志敏策动赣东北起义。只有两条半枪，却敢硬碰正规军。“邵阎王”之名，正是三战三捷后流传。围剿最紧时，敌团长放言“三日必碎阎王岗”，结果反被邵式平伏击，全团溃散。赣东北农民分到田地的那天，锣鼓声响彻大山，这一幕他牢记终身。

长征途中，他曾短暂迷失。张国焘蛊惑南下，邵式平一度举手同意。朱德几句点拨，他夜里独坐篝火旁思考整夜，第二天步入军委干部团，自请改正。事后他总说：“欠主席一份信任，更欠自己一次清醒。”毛主席那句“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地质学家成了军事家”，既是肯定也像警钟。

抗战全面爆发，学校、后方、粮库，哪里缺人他就往哪里去。1941年秋，晋察冀严重饥荒，他忙于粮食预决算制度，一度连轴工作三昼夜。有人问他不累吗，他摆摆手：“人民先饿就真累了。”那一年，他体重掉到不到九十斤，却完成边区首座大型粮库选址。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奉命赴东北。辽吉平原广袤，匪患猖獗，他骑马奔走乡村，组织翻身分田。严冬零下三十度，他嘴唇冻破仍在统计土改数据。1949年春城楼上，新中国即将诞生，他却在长白山脚开动拖拉机翻地。有人形容他像旋转的轴，只要插在土地就停不下来。

江西解放后，毛主席钦点邵式平为首任省长。那时的南昌，三十多万人，路灯二十盏，夜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盯着地图，画下一条南北大道，宽八十米。干部摇头：“太冒险，客观条件不允许。”他拍桌子：“正因为破败，路更要大，要让人民看见希望的宽度。”三年后，八一大道竣工。开通那天，百姓坐在新路牙子上看电车驶过，掌声像潮水。

他也规划科研新区——麦园科学城。设计图十几张，标注密密麻麻的圈点。可惜还未来得及细化，他便因劳累倒下。医生诊断：心脏病、肝病交织，必须静养。可他始终惦记工地。秘书劝去北京医治，他摆手：“省长跑了，群众会寒心。再好的药，也不如人心热。”

汪东兴把主席关怀一字不差转述后，邵式平眼中闪过光亮。他让护士扶起，艰难地下床，握住汪东兴的手：“替我谢主席，等麦园动工，我请他来看。”那一刻，他身上仿佛又长出当年闹学潮的劲头。遗憾的是，病魔并没给他太多时间。1965年3月11日凌晨，南昌春雨未停，邵式平心脏骤停，终年六十五岁。噩耗传至北京，毛主席沉默许久，随后轻声道：“江西失去一位好省长。”

几十年过去，八一大道车流如织，麦园周边厂房林立，江西经济总量跃居全国前列。城市的霓虹很少有人想到，那条贯通南北的路是病中的邵式平仍在惦念。历史没有大声宣告，只把他的名字写进江西大地上，一笔一画，刻得很深。

如今翻阅档案能看到这样一段批示：1964年2月，江西省委上报城市规划调整方案，毛主席批注：“老邵能行，按他意见办。”字迹遒劲。批示不长，却是他对这位“邵大哥”的再次信任，也让后人明白：真心为民的人，即使病重，也值得托付。

文章行至此处，南昌城灯火正盛，江面波光粼粼。凡路过八一大道的人若能停下脚步，再看一眼道旁青翠的樟树，或许会想起那位在病榻仍惦念江西的老省长——邵式平。

延伸：一条大道与一座城市的新生

八一大道的修建被视为江西城市化的分水岭。彼时的南昌没有足够的机械设备，建设全靠“人抬肩扛”。为缩短工期，邵式平提出“分段流水作业”这一在当时颇为超前的方式：二十米为一段，各段配备统一工棚和食堂，物料运输则由省交通厅统一调度。此举令工期整整缩短四个月。工地上流传一句俚语：“钢轨未凉，石碴已铺。”道路浇筑需大批沥青，省财政吃紧，他将原本要购置的小轿车指标全部取消，用于采购材料。对此，有干部私下嘀咕：“省长连辆车都不要。”群众听闻却拍手叫好。正是这笔经费，让八一大道成为当年全国少见的全沥青城市主干道。道路通车第三天，南昌邮电局立即铺设电话线，长途通话清晰度大增，外商考察团在记录本上写下评价：这座城市“只有三十万人口，却拥有国际都市的干道”。也正因如此，1965年国家计委在南昌召开“城市道路现场会”，推广邵式平模式——规划大胆、资金集中、调度统一。会议纪要中指出：“江西经验可供中等城市借鉴，一条路带动四周产业链。”事实证明，会议结束不到两年，省城外环工业带初见雏形，机床、纺织、医疗器械三大厂先后落户，五万人因此就业。今日外环早已扩容成二环、三环，但八一大道仍是城中动脉。晚高峰时，公交、电车、私家车并行不悖，很难想象六十年前它只是一条荒芜的土路。那些樟树如今已合抱粗，夏日枝叶茂盛，行人自觉步入绿荫。对南昌人来说，这条大道不仅便利出行，更是一段不会被遗忘的记忆——记住了共和国第一代建设者那份“把路修宽，把心修宽”的朴素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