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不见了，他写信给周恩来，问他的小女儿是不是在他们的组织里。

我们无法选择出生的地方，但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在1956年2月的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团中央负责少年儿童的部长陈琏说了一句话。

那个时候，一些出身富裕家庭的年轻人因为家庭背景感到焦虑和不开心。陈琏利用这个机会，用自己的故事鼓励他们。她说：“我是陈布雷的女儿。十几年前，我也是一个充满激情但对未来迷茫的学生。为了寻找拯救国家的道路，我加入了共产党。……，只要我们选对方向，肯努力，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有无限的可能性和美好的未来。”

她的发言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的赞赏，周总理甚至第一个站起来鼓掌，毛主席也高兴地说：“讲得太好了！”后来，《人民日报》还刊登了她的这篇讲话。

陈布雷是蒋介石身边的一位文章高手，很多重要的讲话都是他起草的。这样一来，就让很多人好奇了，他的女儿陈琏怎么成了共产党的干部呢？陈琏身上到底有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

【一、坚强又可怜的琏儿】

1909年，陈琏的父亲陈布雷20岁时，在双方父母和媒人的撮合下，娶了陈琏的母亲杨品仙。虽然他们的婚姻是包办的，但杨品仙是一个有文化、懂礼貌、性格很好的女子，所以他们婚后生活得很幸福。可惜，十年后杨品仙去世了，这段美好的日子也就结束了，……

1914年，杨品仙迎来了她的第一个儿子陈迟，紧接着在1915年，第二个儿子陈过出生了。1916年，第三个孩子陈适也来到了这个世界，1918年，她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陈琇。在这短短的五年时间里，她连续生了四个孩子，频繁的生育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更不幸的是，1914年她的丈夫去世了，她不仅要照顾孩子们，还要操持家务，这些事情让她身心俱疲。

1919年，她又有了身孕，这次生的是第二个女儿陈琏。从那时开始，她的身体就逐渐变差。生产后，她高烧不退，医生们想尽办法还是没能挽救她的生命。

那天，他沉浸在深深的悲痛里，整个人变得六神无主，甚至做出了一些让人害怕的事情。他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起妻子在世时的种种美好，那些回忆就像一把刀，狠狠地扎在他的心上，让他痛得喘不过气来。而眼前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婴儿，仿佛成了他无法摆脱丧妻之痛的“替罪羊”。每当孩子哇哇大哭的时候，那原本天真无邪的哭声，在他听来却像一根根尖刺，扎得他心烦意乱。他觉得孩子在嘲笑他，嘲笑他失去了最爱的人，又嘲笑他这个失魂落魄的父亲。愤怒和痛苦交织在一起，让他完全失去了理智。他猛地一把抱起婴儿，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把孩子丢进痰盂里。那一刻，他仿佛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孩子也是无辜的，忘记了这个世界还有爱和希望。他的手颤抖着，动作却异常坚决，整个人被一种无法控制的情绪吞噬了。

家里人一听婴儿哭得不对劲，赶紧冲进屋里去拦他。没想到一眨眼功夫，失去理智的陈布雷又把孩子扔出了窗外。还好这孩子命大，被窗外的竹棚架子给挡住了，没直接摔到地上。家里人慌忙跑出去，从棚子上把孩子抱下来。外婆急得直哭喊：“快把小宝贝抱下来，我可怜的娃儿啊！”

这个小孩一来到世上就没有了妈妈，爸爸也不待见他，家里其他人看着都觉得他很可怜，于是给他取了个小名叫做“怜儿”。因为怕孩子留在家里，陈布雷会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两家的人商量过后，最终决定让外婆把他带回去抚养。

外婆一直细心地照顾着怜儿，眼看着怜儿一天天长大。转眼间，怜儿已经6岁了，外婆也渐渐老了，到了怜儿该上学的年纪。于是，姑姑把怜儿接到了陈家，准备让她去读书。那天临走的时候，怜儿眼里含着泪水，舍不得和亲爱的外婆告别。

上学之后，爸爸用一个和“怜”字发音相同的字给我起了名叫“琏”。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我挺让人心疼的，心意也有所改变；另一方面是想和我姐姐的名字“琇”相配。

时间慢慢让陈布雷从伤痛中走了出来。现在，他不再因为妻子过世的事情责怪陈琏。相反，他常常想到女儿从小就失去了妈妈，自己也没怎么关心过她，心里感到有些愧疚。每次回家看望亲人，他总会翻看女儿的笔记本，但总是待不了多久，也不怎么笑。因此，陈琏对爸爸的记忆也不太深刻。

直到1932年，我才真正理解了父亲。那时，陈布雷已经在政界有了位置，担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全家搬到了西湖边的小莲庄居住，陈琏和姐姐陈琇也从老家来到杭州，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小陈琏在学习上完全继承了爸爸的好习惯。

回到杭州没多久，爸爸就让陈琏去考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幼儿教育专业。考完试过了几天，陈琏站在师范学校公布新生名单的地方，好半天都没说话。原来，在录取的23名新生中，她是最后一个。她心里想：“这可真丢人，学校肯定是因为我爸是教育厅长才破例录取我的。”

陈琏心里既难过又羞愧，回到家后躲进被窝里哭了一场。第二天，她对姐姐说，宁愿再考一次，也不想靠爸爸的关系进学校。后来她才明白，这次学校公布名单是按姓氏笔画的顺序来的，23个新生中，“陈”字的笔画最多，所以她排在了最后。

一年后，我听说老爸以前毕业的浙江省立高级中学特别重视数学和物理，但考上的人很少，十个考生里只有一个能被录取。这次，陈琏没有征求老爸的意见，她觉得凭自己的能力，考上浙高是没问题的。结果，陈琏真的获得了浙高的校徽，和老爸陈布雷成了校友。

【二、走上革命之路】

当陈琏来到杭州时，他已经13岁了。

那段时期，“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连续发生。二十万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英勇的十九路军挺身而出，与日军激战了三十三天。然而，蒋介石不仅没有支援抗日军民，反而坚持“先解决内部再对外”的错误方针，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这样一来，人们抗日救国的热情更加高涨了。

在这个时期，对陈琏影响最大的人是五婶洪克平、七叔陈训惠以及表哥翁泽永。

五婶和七叔很开通，经常给孩子们讲抗战时期的故事，推荐一些好书和报纸，还教他们唱能振奋人心的《毕业歌》，“听听，到处都是百姓的叹息；看看，年复一年，我们的土地被侵占”，以及充满激情的《热血歌》，“谁愿意做奴隶，谁又甘心像牛马一样活着？”

在陈琏看来，这些前辈既是她尊敬的人，也是她亲近的朋友，更是指引她前行的重要导师。

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迁到了重庆，陈琏一家也随众搬迁，在距离重庆三十多公里的北碚定居。到了1938年，她进入了四川第二中学的女生高中班，班上的同学大多是因战乱而来，大家都充满了抗日救国的热情。

在学校，陈琏不仅晚上给同学们教语文，还喜欢读一些有益的书籍。她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活动，经常下乡宣传抗日，即使翻山越岭脚都磨破了，也从不叫苦。重庆遭受轰炸时，她帮助安抚受灾群众，还运送受伤的战士，连续几天几夜没合眼。那时，没有人知道，这个穿着蓝布旗袍、青布鞋的年轻女子，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有一天，她收到了表哥翁泽永从金华寄来的《论持久战》这本书，心里非常开心。她赶紧回信说：“这本书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已经借来看过一次，但这次收到你从战场寄来的这本，觉得格外珍贵。这本书真的值得多读几遍。”她还告诉表哥，她这边也有一些朋友，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还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

1939年7月，陈琏刚读完高中，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一条与父亲完全不同的道路。高中毕业后，她没有选择家门口的中央大学，而是选择了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

陈琏一直梦想着能进入西南联大这所名校。这所学校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而成，1938年迁到了昆明。那里汇聚了许多国内著名的学者和专家，比如吴有训、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等人都曾在那任教。人们常称赞它“内部重视学术自由，对外则是民主的坚强支持者”。

陈琏在西南联大读书时，遇到了她后来的丈夫袁永熙。

袁永熙来自贵州修文，家里在当地挺有影响力。他的爷爷在清朝是位大官，和徐世昌是亲家，还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叶公超的小舅子。

袁永熙第一次见到陈琏时，就被她吸引住了：她留着齐耳短发，身着蓝色布旗袍，脚穿青色布鞋，整个人显得特别朴素、安静、机灵……

陈琏把组织关系转过来后，就开始在袁永熙的领导下工作了。

1940年，西南联大里藏着83名秘密党员，占了云南省247名党员的三分之一。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在西南联大成立党总支，于是袁永熙担任总支书记，陈琏负责宣传。他们在西南联大校园里组织了进步社团，举办了读书会、歌咏会和朗诵会，还做了墙报，上街宣传，并且募捐。

1939年9月，联大剧艺社上演了《阿Q正传》这部剧。陈琏和其他十几个同学在台前忙个不停，招呼着客人。她还是群声歌咏队的一员，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唱那些振奋人心的歌曲。

那年冬天，王民嘉回忆起往事时说道：“1939年，我独自跑到昆明，意外碰见了她，当时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她是我杭州中学的老同学……她特别关照我，带我参加了学校里一些进步组织的活动，像读书会、唱歌会、朗诵会，还一起办墙报，上街宣传抗日、募捐啥的。因为特别信任她，我就特别积极地投入到这些活动里，心里热乎乎的。”

在战争的年代，学生们的生活十分艰苦。西南联大的学生上课和休息的地方都是借用昆明本地一些学校的老房子或活动场所，条件十分简陋。尽管有些学生的家庭条件很好，生活得很舒适，但陈琏却从不追求穿着打扮，衣着朴素，完全看不出是出身富裕家庭的孩子。

工作时，她得知袁永熙经常带病上班，心里很不是滋味，经常主动帮他做家务，比如打扫房间。共同打拼的日子里，由于家庭情况相似，陈琏和袁永熙之间的感情也渐渐升温。

【三、陈布雷对家人的关爱】

陈布雷对陈琏就像一般家庭的爸爸一样疼爱。

尽管工作繁忙，他还是会挤出时间来教女儿中文和英文。每当女儿的学习成绩有所提升，他都会感到特别欣慰。他常常偷偷查看女儿的作业，心里乐开了花，却从不直接夸奖她。搬到重庆后，有一次他发现女儿的英文作文写得非常出色，于是给四弟写信说：“这次回家，我发现怜儿的英文水平比我年轻时还要好，真是太让人高兴了。”

陈琇姐姐回忆起在重庆的日子：“那时候，爸爸工作特别忙，身体状态一直不太好，平时也很少见到他笑。但有一次例外，他和陈芷町先生谈完工作后，聊到了妹妹写文章的才华，我们在走廊外都能清楚地听到他开心的笑声。”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爸爸对女儿的宠爱之情。

他对女儿的关爱，还体现在为女儿设计未来的道路上。虽然他的决定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他总是用心去考虑。

那时候，他让女儿去考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主要是觉得女孩子当老师挺合适，这样以后生活会比较稳定。不过，当他得知女儿考上了西南联大的地质系，心里也稍微舒了一口气，觉得这也挺好。

这就对了，琏儿，我盼着你认真学点技术……”“我一直都不赞同自己的孩子去搞政治，年轻人干嘛要掺和这些政治事呢！”

在不太安定的时期，如果只希望孩子一心读书，不去关心外面的世界，这种想法有些不切实际，但这里面充满了父亲深深的关爱。

女儿在西南联大失踪后，他焦急万分，立刻找人帮忙打听，还亲自登报发布了寻人启事。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女儿的深切担忧。

1941年初，发生了“皖南事变”。联大的党组织不顾危险，在学校里张贴了《新华日报》。报纸上，周恩来题词：“哀悼为江南牺牲的同志们”，并写诗：“真是千古难见的冤屈，江南如同落叶；自己人打自己人，何必如此急切！”报纸还转载了中共南方局的文件，揭露了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围攻的真相。这件事让师生们非常愤怒。特务们一看这情况，赶紧采取行动调查。特务头目康泽还特意从重庆赶到昆明，准备抓很多人。

在面对这种危险情况时，云南省的中共委员会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低调行事，长期潜伏，积攒实力，等待好机会”，决定让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离开学校，分散到昆明周边的县城和乡村隐藏起来。

出发前，陈琏思前想后了很久，最后还是咬咬牙，拿起笔给琇姐写了一封信，说是她要写的“最后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时代非要在我和家庭之间搞个悲剧，那我也只能认命了。”“姐姐，我知道这条路不容易，但我不是轻易做决定的。为了祖国的自由，我别无选择，只能咬牙走下去。”

陈琏“失踪”的消息让陈布雷一家人心神不安。陈布雷一遍遍地读着琏儿的信，似乎从中找到了一些线索，心里猜测她可能去了延安。于是，他让自己的外甥翁泽永想办法从共产党那边打听一下。

那会儿是国共合作的时期，翁泽永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里给厅长郭沫若当秘书。陈布雷心里清楚，外甥的政治立场他心里有数，也知道翁泽永肯定有办法跟共产党取得联系。

有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到郭沫若家做客，翁泽永便借此机会，直接跟周恩来夫妇提到了陈布雷在寻找女儿的事情。当时，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行动已经被挫败，局势逐渐稳定。周恩来立刻给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延安那边发了电报询问，他们回复说陈琏并没有去抗日的地方。

陈布雷听了周恩来的答复后，一连声地说：“真是太感谢了！”不久，昆明和重庆的报纸上都登出了这样一则消息：“孩子们，看到字条后快回家。爸爸留言。”

不久之后，党组织派人将陈琏送回了重庆，她失踪了一年的父亲终于见到了女儿。陈布雷非常高兴，他那平时干巴巴的脸上难得地露出了笑容。

一提到女儿的婚事，陈布雷真是操碎了心。1947年，女儿从北平来信说要和袁永熙结婚。陈布雷看到信后，心里既欢喜又忐忑。欢喜的是，女儿已经28岁，总算有了归宿；忐忑的是，这个未来的女婿背景如何？按照女儿的意思，他会不会是共产党的人呢？

于是，他就去找当时的北平市长张伯瑾，想了解一下袁永熙的情况。不久之后，张伯瑾回信说：袁永熙今年28岁，是北平大学的毕业生。他的父亲在清朝时曾是辽宁某县的县令，袁永熙本人正直有礼，就是思想上稍微有些左倾。

接到张伯瑾的“调查核实”信后，陈布雷感到非常高兴。毕竟，他的女儿思想开明，有个同样开明的女婿也挺合适的。

1947年8月，陈琏与袁永熙在北京的六国饭店举办了婚礼。这次婚礼全由陈布雷的六弟陈训念一手操办。尽管陈布雷因工作繁忙未能亲自到场，但借助他的声望，婚礼依然办得非常热闹，场面十分风光。

我以为怜儿结婚了就能远离政治，过上安稳的日子。没想到没多久，就听说陈琏夫妇被关在了北平，后来又被送到了南京。这是怎么回事？

陈琏结婚那天，她的朋友田先生前来祝贺。按照惯例，陈琏的丈夫袁永熙和田先生互换了名片。没想到，问题就出在这张名片上。后来，军统的人在捣毁中共北平电台时，抓到了电台台长李政宣。他们发现李政宣和田先生有来往。李政宣受不了严刑拷打，就供出了田先生。军统的人又在田先生家翻出了袁永熙的名片。这样一来，袁永熙和陈琏夫妇都被抓进监狱了。

听说陈琏夫妇被抓到南京，陈布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赶紧跑去给蒋介石求情。

蒋介石大吃一惊，连忙让特务进一步调查，但最后没发现什么证据，便让陈布雷把陈琏从拘留所带出来严密监视。后来经过陈布雷的尽力争取，加上袁永熙姐夫、外交部次长叶公超的担保，袁永熙也在1948年5月被释放了。

【四、与父亲的政治分歧】

自从陈琏长大后，他开始有自己的主见，渐渐地，他和老爸的想法越来越对不上号了。

我第一次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是在去联合国大学上学前，和老爸的一次聊天中。

爸爸希望女儿能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别去管那些政治的事情，结果父女俩就开始争论不休了。

陈琏说：“爸爸，咱们要抵抗日本鬼子，拯救国家，每个人都应该出一份力。爱国这种事情，肯定是对的。”

陈布雷对女儿讲述起他以前组织过的反抗清朝的队伍，跟封建军阀斗过，还有在“五卅”运动里的英勇事迹。接着，他又说：“爱国没错，但我真心希望你别去参与那些跟政府对着干的事儿。”

陈琏说，前线的战士们正在拼命战斗，而后方的一些官员却在趁机捞取不义之财。汪精卫更是投敌卖国。年轻人关心国家大事，怎么能说是反对政府呢？

陈布雷半天也没说出话来，最后只好让女儿理解一下他的难处。

这一次，陈琏从“失踪”后又回到了家里。起初，她心里并不想回家，而是想去延安。不过，后来周恩来告诉她，为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大局，最好还是留在父亲陈布雷的身边。

这段时间，父女俩经常在一起，相处的时间特别多。

1942年10月，国民参政会正在开得热火朝天，忽然传来了一个大新闻：中央银行的老大孔祥熙私吞了很多美金公债。许多爱国的参政员商量后，联名上书，要求政府严肃查办此事。就连监察院的头于右任也说要弹劾孔祥熙。会议主席一听，吓得满头大汗，赶紧向侍从室报告。

一个周末的夜晚，陈布雷愁眉不展，想着该怎么跟“委座”说孔案的处理办法。他很想了解一下外面的风声。陈琏说孔祥熙趁着国家危难捞好处，还拿点小甜头来骗取名声。这些事，陈布雷心里有数，可他心里明白，孔祥熙是蒋介石的亲戚，到最后又能拿他怎么办呢？还不是什么事儿都没有！

最后，陈布雷再次耐心地对女儿说：“好好学习，多读书增长知识，明辨是非提升能力。”

陈琏劝爸爸不要再在官场待下去了，不要再为这个糟糕的政府工作了。

陈布雷还是在用“政府虽然存在问题，但毕竟是正宗的”这样的话为自己辩解。

陈琏直接说：“你们固守的老规矩，早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为什么还要坚持一个不合理的规定呢？”

爸爸和女儿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不欢而散，各自离开了。

陈琏从监狱出来，陈布雷见到了她。只见女儿脸色苍白，身体瘦弱，还怀着孩子。他心疼又略带责备地说：“琏儿，爸爸多次提醒你不要卷入政治风波，你怎么就不听呢？”

“爸，你别操心政治的事儿，可政治这东西啊，有时候躲都躲不掉！这事儿还不是因为永熙那张名片闹的嘛！”陈琏回答道。

陈布雷说服不了女儿，只好劝她：“琏儿，你先别惹麻烦了，去慈溪乡下住一阵，养养身体。永熙还在看守所呢，我得去找叶公超想想办法，把永熙弄出来！”

不久之后，陈布雷帮助他们俩在南京找到了工作。陈琏去了国立编译馆的西洋史组编写世界历史书籍，而袁永熙则在中央信托局工作。他们的小家安在了中山东路。虽然没有和陈布雷同住，但他们的一举一动还是被别人密切关注着。

虽然父女俩在政治道路上选择不同，但父亲对女儿的疼爱和女儿对父亲的尊敬从未改变。陈琏既感谢父亲把她抚养成人，又敬佩父亲的为人。陈布雷与那些国民党大官不同，他一生正直清廉。即使物价飞涨，他也只靠工资生活，从不滥用职权谋取私利，这使得家里的日子过得有些拮据。有些人认为他这样做是过于死板、书生气十足。

就连宋美龄心里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便暗中让人量了陈布雷的衣服尺寸，之后找来一位技艺高超的裁缝，做了几套新衣送给他。每逢佳节，她还会给陈布雷准备一些礼物。

【第五章 尾声】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路攻向国民党的首都南京。陈布雷非常失望，他完全没想到，那些配备了美国武器的800万国民党军竟然这么容易就被打败了！

11月12日晚，陈布雷目睹自己多年服务的国民政府已经衰败不堪，内心充满绝望，最终服药自尽。陈布雷的去世，仿佛为蒋家统治的终结提前拉开了悲伤的序幕。

郁文表姐，她是翁泽永的妹妹，也是乔石的妻子，借着参加舅舅的葬礼，特意从上海来到南京。她私下里告诉陈琏，上海那边有人可以帮忙把他们夫妇送到安全的地方，建议他们尽快前往上海等待。到了1949年1月，在上海地下党的协助下，陈琏夫妇顺利抵达了解放区，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由于家庭背景的影响，陈琏夫妇遭遇了不公正的对待。1957年，他们无奈地选择了离婚。到了1967年11月，陈琏选择了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三中全会开过之后，陈琏的冤屈终于得到了昭雪。

1979年3月21日，上海市委宣传部为陈琏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悼词中提到，1947年9月，由于北平的一处我党秘密电台遭到破坏，陈琏因此被捕。在被捕过程中，她巧妙地保护了其他同志。在狱中，她始终保持坚强，既没有透露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没有泄露党的机密。

敬礼！陈琏同志，为了革命的理想，连家人都顾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