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上旬，李运昌、高志远等人在冀东发动了一场武装起义，得到了宋时轮、邓华带领的第4纵队的大力支援。

骚乱如同小小的火花，很快蔓延开来，覆盖了整个冀东地带，许多燕赵的热血青年都加入了进来。

不到半个月，参与暴动的人数最多时达到了惊人的20万人，其中持枪的人超过了10万人。

这次暴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河北的日军感到十分恐慌，冀东地区的抗日活动也变得异常活跃。

不过，三个月后，这支队伍就散了，只剩下两千多人了。

【冀东大暴动的队伍在转移途中】

大家普遍认为，失败的关键在于部队在起义后向平西转移的过程中，途中遭到袭击，队伍因此受到了严重打击。

因为暴动队伍的成员大多是新兵，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这么多人在街头成了敌人容易瞄准的对象。

许多新兵舍不得家乡，心智还不成熟，撤退的路上，不少人动摇了信心，这对大家的士气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难道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如果早有预见，为什么还要向西撤退呢？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关于这个问题，人们的意见各不相同。

接下来，我们将依照李运昌的回忆录来整理这件事，希望能引发更多的讨论和思考。

有人认为，宋时轮是那次向后撤退的主要推动者。

宋时轮，这个名字承载着一段辉煌的革命历史。他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以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指挥才能，带领军队屡次取得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成为人们心中不可磨灭的精神丰碑。

九月中旬，八路军第四纵队在迁西县的莲花院举行会议，讨论接下来的行动计划。

河北是侵华日军的后方区域，队伍暴动后，日军肯定会调集兵力进行围剿。当时，田野里到处是茂密的玉米和高粱，这些作物形成的绿色屏障可以为起义部队提供很好的隐蔽。然而到了9月底，乡亲们开始收割庄稼，这些绿色屏障也将随之消失。

这样一来，暴动部队失去了掩护，战士们大多是新兵，缺乏战斗经验，在平原上很难立足。

因此，大多数人都建议撤退到平西地区，包括涿鹿、涿县、蔚县和宣化的东部几个县。

李运昌回忆，这是大多数人的心声。

原本宋时轮打算在冀东建立根据地，但见多数人都倾向于向西撤退，他就不再坚持在都山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了。

他还带领第四纵队的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大队先返回到了潮白河的西边区域。

9月17日，第四纵队的政委邓华给聂荣臻发了电报，汇报了大家的想法。他说，现在的冀东局势很难维持下去，建议大家到平西地区进行休整和训练。

然而，总部并不支持这个做法。

九天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和刘伯承等领导共同发了一份电报给聂荣臻，让他告诉宋时轮，部队不要往西撤退，在白河的西边建立一个根据地。

既然总部不同意，又是谁不听指挥，硬是要往西边撤退呢？

邓华收到指示后，感到很棘手，于是和大家讨论。

这时，李运昌明确表示反对西撤，他认为在冀东进行游击战、建立根据地是可行的。

李运昌还说，就算你们4纵离开了，我也要带队伍留下来。

由于总部不同意西撤，李运昌也坚持自己的立场，最终参会的人都同意留下来，在冀热边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到了九月下旬，情况有了变化。宋时轮从北方发来电报，说武汉会战中蒋军失利，日军可以调集兵力，计划分七路大规模进攻起义部队，因此应该全部向西撤退。

【年轻时的李运昌】

按照上级的安排，来协助建设基地的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和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姚依林也抵达了冀东地区。听完邓华的情况汇报后，他们也赞同部队向西移动的计划。

此时，公司总部是怎么看的？

1938年10月1日，少奇同志代表总部来信，同意宋时轮带领四纵队西撤，让李运昌留下来。

10月8日，朱德和彭德怀还给邓华和宋时轮发去了电报，表示反对向西撤退。

领导们认为，撤退到几百里外的平西地区，途中可能会遭遇袭击，风险很高。

相比少奇同志的电报，这份电报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要求第四纵队也留下来。

邓华和宋时轮作为纵队的领导人，他们为什么会违背命令，选择向西撤退呢？

原来，这份电报最后还藏着一句话，说：“只有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能……往西撤。”

“万不得已”指的是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才不得不做的事情。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来衡量，所以每个人的理解可能会有所不同。

两天后，邓华主持了一场会议（地点在丰润的九间房），与会人员普遍认为，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八路军4纵和抗联（也就是冀东起义部队）需要尽快向西转移。

会议决定只留下苏梅、陈群、包森、单德贵和赵立业同志，率领400多人继续坚持斗争。

李运昌坚持自己的想法，但已经成为了少数派，只有洪麟阁同意他的观点。

李运昌只好说：“我服从组织决定，但保留自己的意见。”

到了这里，大家都能明白，撤退的决定是邓华政委提出的，大多数人赞同，总部也同意了这个方案。

无论是4纵还是冀东的领导人，他们都没有违背总部的命令。

在1942年9月，因为6月的雪村战斗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总部才决定制定军事行动的规定。

【邓华】这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上代表着一位重要的军事领导人，他参与了多次重大战役，为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8年的时候，4纵的军事行动，政委拥有最终决定权。但邓华做出这个决定，不是一个人的意见，而是经过集体讨论的，当时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也在场。

10月15日，马辉之和姚依林、邓华一起给总部打了电话，说当时的情况实在是没办法，他们也不忍心就这么撤退。

电报说，如果不西撤，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向冀东增派11支队，再加上两个团，增强兵力。

将派遣14名军政人员，12名团级军官，另外还需派遣35名营级军官和100名连级军官。

又送了一批武器过来，主要是手雷。

起义队伍成分复杂，得好好整顿；另外，他们缺枪少炮，这个要求看起来挺合理，但落实起来确实不容易。

两天后，少奇同志来电说，只能安排几名团营级的干部，其他的困难他们自己解决。

电报改变了之前的看法，不再同意在万不得已时全部撤退，而是表示最多可以转移一万人，大部队必须留在冀东继续战斗。

当时电报传来消息，部队已经往西边撤退了，而且在路上损失惨重。

起义部队在日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人数从5万急剧下降到2000多人。

还有两名副司令牺牲，其中一位是洪麟阁，他是被炮击牺牲的。

【洪麟阁】

陈宇寰牺牲了，身上有多处弹伤。

一位重要的指挥官不幸牺牲了，他就是抗联第一路军的政治部主任杨裕民。

自从1934年起，陈宇寰就积极参与到抗日救国的行动中；而洪麟阁则从1931年开始就投身于抗日救国的工作。

杨裕民是一位抗日英雄，同时也是一位留美的博士和大学教授，还是一位著名的造纸专家，这样的背景在那个时代是非常罕见的。

这三位都像珍贵的宝藏，可惜他们都在青春年华时离我们而去，真是让人惋惜。

这是由多种不利条件共同导致的。

由于乡村道路狭窄，只有两米左右，无法容纳太多人。冀东抗联西撤的部队共有5万人，分成三个批次，沿着蓟县北部的乡村道路行进，形成了一个绵延不绝的长队。

很多战士走了不远，脚上就起泡了，所以走得慢，一天有时候只走十几里。

前面四路的队伍已经渡过了潮白河，而后面的抗联大军还在平谷地区，队伍拉得很长，足有50公里。

因为行军路线多不在根据地范围内，沿途缺乏补给，后面的战士常常需要空着肚子前进。

那时正值深秋时节，夜晚气温骤降，大多数士兵们还穿着薄薄的单衣，冻得直打哆嗦。

这么长的队伍，成了日军袭击的目标，一个炸弹下来，就能死伤几十名战士。

很多士兵没见过这种阵势，炸弹一炸，大家就四散跑了。

许多战士原本是务农的农民，他们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突然离开家人，前往陌生的地方，心里没做好准备。因此，见到这种情况，偷偷溜回家的战士也不在少数。

最关键的问题是，部队缺乏地图和通讯工具，前后方无法有效沟通，指挥官也无法正常指挥士兵。

这么多不好的事情凑在一起，不幸的事情就很难防止了。

在关键时刻，李运昌勇敢站出来，立即叫停了向西撤退的计划，带领一千多名战士返回了冀东根据地，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高志远的部队也顺利到达了平西，但伤亡惨重，最终只有不到一千人到达目的地。

【华北抗日联军领袖高志远】

总的来说，这次重大损失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主要是因为对手实力过强，而我们的新队伍还很稚嫩。

留在当地的话，情况可能会好一些。毕竟大家都是本地人，进了村之后，日军一时无法分辨，可以化整为零，不至于牺牲那么多人。

撤退的决定是大家一起商量出来的，不是宋时轮或邓华单独做的，不应该让他们一个人承担责任。

而且，这个集体决定也不算是“抗命”。如果总部在初期的电报中没有那个“在万不得已情况下……”的假设，而是明确强调必须在当地坚持斗争，把这作为唯一选项，结果肯定不一样。

然而，战场上的情况变化莫测，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更别说控制了。

冀东的英勇男儿在国家危难之际，毅然拿起武器抵抗敌人，谱写了一首壮丽的战歌，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