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紫金鹰奖后台握手保洁阿姨，600个群演收到红包记住姓名，300万扶持新人拒绝署名，娱乐圈还能救吗

她弯腰捡起一张皱巴巴的获奖感言稿，上面写着“感谢所有工作人员”。李桂花苦笑，每年都是这句话。然后脚步声响起，一个穿着礼服的女孩朝她走来：“辛苦了，我是杨紫。”保洁阿姨愣住了，刚才台上那个光芒万丈的获奖者，现在正握着她满是洗洁精味道的手。

这大概就是这个行业仅存的温度了。

当流量至上成为游戏规则，当人设包装替代真实品格，当资本逻辑吞噬艺术追求，偶尔还能遇见这样的人，像是黑夜里的微光，提醒你这里曾经有过不一样的可能。

2022年那个深夜，金鹰奖的聚光灯熄灭后，杨紫做了一件没有摄像机记录的事。她绕行至场馆的每个角落——保洁员、安保、音响师、灯光师，200个人，逐一握手致谢。每个人都收到一份“暖心包”，保温杯和手套，还有手写的纸条。

没有通稿，没有宣传。

这种行为在当下显得多么格格不入。同行们忙着营销人设，她却在做一些“无用”的事情。你很难说这是聪明，因为没有商业价值；你也很难说这是愚蠢，因为确实有人因此被温暖。

横店的梅雨季节里，群演李建国饿着肚子等盒饭。15块钱的餐标只够买个面包，这是行业潜规则，没人觉得有问题。直到那天制片人宣布：“今天所有人都吃主演标准的盒饭。”

李建国以为听错了。主演盒饭？50块钱一份？

后来他才知道，这是杨紫自掏腰包的要求。更让人意外的是，她还推动制片方在合同里加了群演高温补贴条款。杀青时，600多个群演排队领红包，每张红包上都写着不同的名字。

李建国震惊地发现，这个只跑了三天龙套的临时工，她居然记得他的名字。

在一个把人当作工具使用的行业里，有人选择把人当作人来对待。这种选择的代价是什么？时间、精力、金钱，还有同行们的不解。

北京电影学院的赵婷至今不愿透露真名。大二那年父亲病重，家里负债累累，她准备退学。班主任说有个校友愿意资助她，每月6000块，连续三年。资助协议上写着：“无需任何形式回报，请保密。”

毕业典礼那天，这个秘密被意外揭开。赵婷问：“为什么是我？”杨紫想了想：“没有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这个回答在商业社会里显得多么奢侈。一切投入都要有回报，一切善行都要有收益，这是我们被训练出来的思维模式。但有些人仍然在做“没有为什么”的事情。

300万元的“新芽计划”，扶持了5部青年导演作品。特别的是，她要求合同明确放弃剧本署名权，仅保留“项目顾问”头衔。这在一个把名利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圈子里，几乎是不可理解的行为。

2023年京津冀暴雨，凌晨两点的门头沟安置点。志愿者王磊看见一个戴帽子的女孩在搬救生衣，动作很慢，明显不习惯体力活，但坚持到天亮。王磊以为她是大学生志愿者，后来才知道是杨紫。

四个小时，没有助理，没有摄影师。这种画面在当下的娱乐圈里太罕见了，以至于人们看到时的第一反应是：这是炒作吧？

也许这就是症结所在。当真实的善意都被质疑为表演，当所有行为都被解读为营销，我们已经失去了辨别真假的能力。

山西博物院的文物修复师老陈记得，《国色芳华》拍摄期间，杨紫主动申请做志愿讲解员。唐代壁画的绘制工艺、彩绘技法、保存条件，厚厚的资料书被翻得起毛边。有一天她发现展品保护状态异常，立刻联系专家，及时避免了文物氧化加速。

三个月后剧组杀青，志愿服务也结束了。没有续约，没有宣传，来时安静，去时也安静。

这种“无用功”在效率至上的时代里显得多么可笑。她本可以把这些时间用来拍更多戏，赚更多钱，积累更多资源。但她选择了另一条路。

也许这就是理想主义者在这个行业里的处境——被误解，被质疑，被认为是在作秀。但她们仍然在做，仿佛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抗这个时代的冷漠。

抑郁症女孩“小雨”的私信，杨紫回复并坚持开导了两年。《归队》的创新合约，她主动提出把片酬和基层人员奖金绑定。这些“为什么”，她从来没有公开解释过。

也许解释本身就是多余的。在一个习惯了套路和算计的环境里，有人选择了朴素和直接。这种选择看起来naive，但可能正是这个行业仅存的希望。

李桂花现在每次打扫会场都会想起那个握手的夜晚。李建国转行做了群演经纪人，专门为底层演员争取权益。赵婷在课堂上教孩子们什么是善良。

她们可能再也见不到杨紫了。但那些瞬间改变了她们，像石子投进湖水，涟漪在不知不觉中扩散。

这大概就是理想主义在现实中的模样——不够聪明，不够高效，甚至有些笨拙。但在一个越来越精明的世界里，这种笨拙反而显得珍贵。

当然，一个人无法拯救一个行业。但至少证明了，即使在最功利的环境里，仍然有人选择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