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6年7月29日刊

原题：杨振宁回国援助邓稼先。

作者：许鹿希讲述，林儒生编订

记者难以置信，若非亲眼所见，竟会得知被誉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院）院长，曾寓居于如此简陋的居所。

这间客厅的面积仅有二十平方米左右，北墙一侧摆放着几排样式简朴的书柜；东侧则是一张略显陈旧的小型书桌，桌上静默地放着一部电话机；几把红色的人造革折叠椅随意地散落其间；地面布满不平，不时传来咯吱的声响；裸露的暖气片上，岁月的痕迹清晰可见；原本装饰墙壁的壁纸已经斑驳脱落，显得有些残破；在低矮的天花板上，那根为抵御唐山大地震而加固的钢索，如今布满了锈迹……

记者满怀敬仰之情，向邓稼先先生的遗像深深一鞠躬。紧接着，他坐在了杨振宁先生曾在此谈笑风生的旧沙发上，全神贯注地倾听邓夫人许鹿希教授那充满情感的讲述。

大姐邓仲先、三姐邓茂先、幼弟邓槜先、长弟邓稼先。

01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在安徽省怀宁县白麟坂村降生，这是一个世代传承诗书礼教的世家。他的六世祖邓石如，被誉为“清朝金石篆刻之冠”；祖父邓艺孙，在民国初年担任了安徽省首任教育司长的职务；父亲邓以蛰，曾远渡重洋至日本、美国深造，回国后长期在清华、北大任教。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邓稼先自幼便沐浴在丰富的中西文化之中，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深刻的领悟。至高中阶段，他已能阅读英文原版小说。

在北京崇德中学（今31中）的求学时光里，我有幸与比我高两级的学生杨振宁相识。事实上，我们的两家早已结下了深厚的渊源。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同属安徽籍贯，更重要的是，杨振宁的父亲扬武之教授与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教授当时都在清华大学担任教职。邓稼先亲切地称杨振宁为“杨大头”，这个昵称源自于他在孩子们中的领导地位以及乐于助人的性格。而杨振宁则幽默地以“邓老憨”称呼邓稼先，以此赞誉他忠厚老实的品质。自那时起，两人的友谊便在岁月的长河中积淀，延续了近半个世纪。

自“七七事变”爆发以来，鉴于崇德中学是由英国人所创办的教会学校，该校随即遭到了日军的强制关闭。在此无奈之际，邓稼先不得不重返他曾经就读的志诚中学。此后，他对日军强迫国民参与所谓“庆祝”其攻占我国城市的集会之举，始终怀有深深的愤慨。（这一场景在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四世同堂》中，被生动地刻画出来。）对汉奸的警觉使得邓以蛰时刻笼罩在被捕的阴影之中。在种种无奈中，他最终选择让已圆满完成大学学业的长女邓仲先陪伴他一同前往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大。在启程的前夜，这位慈父深情地对邓稼先说道：“稼先啊，你今后务必专心致志地学习科学，切勿追随我的脚步，专攻文学。科学对国家的发展大有裨益！”这段充满深意的教诲，为邓稼先一生的奋斗之路指明了方向。

1940年盛夏之始，邓稼先与同窗们一同离京，向南行进。次年秋，他顺利被西南联大物理系录取，学号A4795。西南联大，成立于1937年战乱南迁之时，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名校联合创建。尽管昆明条件相对简陋，但该校在文理科领域均汇聚了众多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教授。物理系更是英才辈出，叶企荪、吴有训、赵忠尧、周培源、王竹溪等，均是世界知名的学术泰斗。值得一提的是，邓稼先的姐夫，郑华炽教授，也在这所系里担任教职。

彼日，杨振宁亦正于西南联大深造，他对于邓稼先学业上的精进给予了诸多宝贵的帮助。那大学岁月的艰辛重重，实是今日人们难以想象的。宿舍四壁通风，夏日里室内甚至可见青草破土生长，饮食条件异常简陋，学生们常常忍饥挨饿。此外，日军频繁派飞机轰炸，我们只得时常躲藏于防空洞，躲避战争的烽火。即便环境艰难，邓稼先及其众多学生依旧矢志不渝地投身于学术研究，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联大校歌所倡导的精神。“千秋之辱，终将洗雪，复兴大业，需待英才”，朱光亚、屠守锷等两弹元勋，无不曾是联大的杰出校友。

1946年，邓稼先回北平。自1945年学业有成，我重返昆明，担任了一段中学教师的职务。自北大复校之后，他荣幸地被聘为物理系的助教。初踏职场，他怀揣着第一个月的薪资，为双亲选购了两瓶上乘的茅台佳酿及两盒精选香烟。那时，我正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院，而他正是为我授业解惑的物理老师，我们彼此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优质印象。事实上，两家之间早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切的渊源，需回溯至多年前，我的父亲许德衍……五四运动期间，涌现出了诸多杰出的学生运动领袖，其中一位更是荣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副委员长。探访邓家，对邓稼先印象好。

杨振宁、邓稼先

1947年，邓稼先喜获留美深造的宝贵机会。在杨振宁教授的热情指引与大力支持下，他顺利地拿到了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物理博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次年，即1948年，邓稼先与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其后来布朗大学深造）并肩，登上“哥顿将军”号轮船，踏上了前往美国的征途。

在普渡大学的求学生涯中，他得以师从德尔哈尔教授。他所撰写的论文题为“氘核的光致蜕变”，这一课题在当时处于顶尖前沿，隶属于理论核物理这一深邃领域。在海外求学的日子里，他勤奋不辍，刻苦钻研，成绩迅速攀升，各科分数均稳定在85分以上，因而荣获奖学金的殊荣，生活状况也随之得到了显著的改善。1949年暑假，他踏足芝加哥大学，拜访了杨振宁教授，那段时光对他来说无疑既快乐又难以忘怀。

经过23个月的勤奋钻研，邓稼先于1950年8月20日取得了博士学位。恰逢新中国成立的庄严时刻，朝鲜战争的硝烟也同期弥漫。凭借着敏锐的政治洞察，邓稼先意识到回国报效祖国的时机已经成熟，若继续拖延，恐怕将错过这难得的良机。当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那些在美国接受理工科教育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返回祖国。邓稼先巧妙地利用了美国参众两院表决的时间差，于8月29日登上“威尔逊总统”号客轮，从洛杉矶出发，先抵达香港，再转至广州，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肩负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的重托，邓稼先于1953年与我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随着女儿典典与儿子平平的到来，我们的生活步入了一段最为宁静而幸福的时光。在事业上，邓稼先为我国核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并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论文。每当周末来临，我们便相携漫步于公园，邓稼先尤为偏爱京剧，我们一同欣赏了裘盛戎、关肃霜、杜近芳等京剧名家的精湛表演。同时，苏联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的卓越演技也深深倾倒了我们。然而，这份宁静的生活在1958年的夏日，因突如其来的变故而戛然而止。

02

1958年炎炎夏日某日，我国核工业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负责人钱三强把邓稼先叫进办公室，“邓先生，国家即将开启一项关键项目，特地指派您担当此重任，您的看法如何？”邓稼先立刻想到了原子弹，不禁自问：“我能够承担这样的重任吗？”在钱三强详细介绍了工作的重大意义及具体任务后，尽管邓稼先内心仍有疑虑，他还是坚定地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1958年，肩负起研发原子弹的神圣使命，邓稼先与家人共同定格了一张意义非凡的合影。

那一晚，邓稼先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在我屡次追问下，他才终于透露了即将调动的消息。然而，对于具体的工作职责、去向，以及如何与他取得联络，他总是以“无可奉告”或是“不清楚”为由，婉拒透露任何详细的讯息。当时我内心充满疑惑，难道是被派遣至敌对一方的阵营？为何连言语都无法自由表达呢？

在一段令人难以忍受的静谧过后，邓稼先语气坚定地宣告：“我倾注毕生心血于未来事业，若能成就此使命，便觉此生无憾，纵使付出生命，亦无悔无憾！”

“请放心，我会全力支持你！”那晚，微风吹拂，月光如水，我们并肩而卧，度过了一个关乎家庭与国家未来的不眠之夜。

自1958年8月起，邓稼先便担纲二机部九院（亦称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主任一职，并最终荣升为院长，肩负起原子弹理论研究领域的总领航责任。

邓稼先虽然拥有扎实的核物理理论功底，但在原子弹的理论设计领域，他却尚显生疏。历经无数个不眠之夜的深思熟虑、详尽查证，并吸纳了同事们的宝贵建议，他最终确定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以及高温高压下物质性质这三个领域作为研究的核心焦点，从而为原子弹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邓稼先最初的职责是深入探索苏联专家传授的学术知识，潜心领悟他们承诺传授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同时肩负起翻译大量俄文资料的艰巨任务。然而，1959年6月20日，苏联单方面撤销了对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的承诺。紧随其后，在同年8月，苏联专家全面撤离，带走了所有相关资料。更令人义愤填膺的是，苏方竟然宣称，若没有他们的协助，中国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才能成功研发出原子弹。

自力更生，从头起步，力争在8年之内成功研制出原子弹！

研发原子弹的第一阶段，核心在于精密的理论构想，这一环节的推进离不开对庞杂数据的庞大计算。彼时，邓稼先及其团队可资利用的计算设备，仅有一台苏联制造的乌拉尔型计算机，其每秒的运算速度不过万次，此外，他们还需借助电动及手摇计算器，甚至还要依靠先辈们留下的算盘。在邓稼先等人的引领下，理论部的年轻成员们日复一日地投入到那浩瀚无垠的数值运算的海洋中。

我国首颗原子弹的研制选择了铀235作为核心原料，并运用了内爆技术，这一举措相较于美、苏等国的首颗原子弹，实现了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在三年困难时期之际，理论部的小伙子们腹中空空，邓稼先便巧妙地利用了从父亲那里得来的粮票。鉴于许德衍先生作为一位声望卓著的民主人士，他所享有的待遇也相对较为优厚。购饼干奖赏小师弟。

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宣告圆满完成，犹如掌握了精确的蓝图，试制原子弹的征程正式迈入了攻坚的紧要关头。1962年年末，中央设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与协调试制工作。尽管彼时物质条件颇为匮乏，但人们的士气与斗志却异常高昂。1964年10月16日午后，正值“596”代号之际——这一日标志着苏联的毁约行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实现了爆炸。

自左而右，依次排列的是王淦昌、彭桓武与郭永怀，而正中央的右侧则是邓稼先的身影。

在核试验前夕，邓稼先应总指挥张爱萍将军之命，乘坐专机与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三位著名科学家同赴试验场。随着核武器试验的准备工作步入尾声，众人关切地询问他：“邓先生，这次试验能顺利吗？”面对重大的使命，邓稼先心中已有定数，只是淡淡地回答：“该考虑的我都已深思熟虑。”数年后，当他向我娓娓道来那段过往时，脸上的神色依旧笼罩着沉甸甸的凝重。在凝视着自己倾注心血的成果时，激动之情油然而生，不禁让他眼眶泛起层层热泪。

聂荣臻、张爱萍、邓稼先

在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成功之际，邓稼先秉承聂帅的指导，带领九院理论部的同仁们，投身于氢弹设计理论的研究工作。尽管原子弹与氢弹均属于核武器的范畴，但它们的原理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原子弹的能量源自铀或钚原子核的裂变反应，而氢弹则依赖于氢的同位素氘和氚在极高温度和压力下发生的聚变反应，从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种聚变反应需要达到数千万度的高温以及极端的压力，而这种环境仅在原子弹爆炸的瞬间能够形成。因此，原子弹可以说是氢弹启动的“引信”。

担纲重任之际，邓稼先与于敏迅速投身于繁忙的工作之中。在邓稼先的同事中，于敏院士与他并肩作战的时间最为长久。邓稼先执掌理论部主任之职，而于敏则担任副主任，他们在漫长的协作历程中，默契配合得恰到好处。邓稼先身形偏胖，于敏则早早显露了谢顶之态，因此，人们常以“一躯二首”来形容他们。在忙碌的工作中，他们犹如“机器”般不知疲倦地运转！鉴于氢弹的复杂程度日益加深，所需的计算数据也随之大幅增加，传统的手摇或电动计算工具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往昔，我国境内仅有两台运算速度堪达每秒五万的计算机，它们分别矗立在中科院计算所与上海华东计算所。邓稼先凭借个人及同仁们的智慧结晶，精心制订了数套方案，并分头付诸实践。1965年9月，于敏抵达上海，依托当地丰富的计算机资源，历经近百个不眠之夜的艰辛努力，终于成功完成了从理论原理到结构设计的氢弹方案。

消息迅速传至京城，邓稼先立刻动身前往上海，与于敏等同仁并肩作战，共同投入联合攻关。他们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甚至在夜间也选择在机房的地板上安营扎寨。在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终于问世，并被上报至二机部。刘西尧副部长果断决策，迅速安排了冷试验，并在前几次冷试的基础上，进行了两次涉及热核材料的试验。这些试验结果有力地验证了邓稼先团队所提出的氢弹理论的精确性。

正值氢弹研发项目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全国范围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骤然掀起。钱三强、王淦昌、周光召等众多投身于核武器研究的科学家，亦未能逃脱这场冲击的波及。我们同样受到了这场风暴的影响。在医学院，我经历了批斗的艰辛磨难，而邓稼先则忍受着无休止的审查之痛，家门上又添了一层散发着尿臊味的、漆黑如墨的煤灰。

更令邓稼先痛心。他最为敬仰且自幼至长深情怀念的三姐，不幸遭受重创，其挚爱之人被误判为特务，终因难以承受那沉重的压力，在家中的厨房不幸遭遇“意外”，离开了人世。邓稼先内心如刀割般疼痛，日复一日，他只能默默出入，全神贯注于工作之中。回首往昔，他并非不想倾诉衷肠，实在是陷入了无言的无奈之中。在那个“风雪交加、刀剑如林”的年代，任何轻率的言语失误都可能引发生死存亡的危机。

邓稼先有着更为深远的考量。他深刻认识到，自己对家庭乃至国家的重大意义。他深知，绝不能因一时的言辞失误，给我国的核武器研发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他内心所想，唯有迅速贯彻周恩来总理的英明决策：“务必抢在法国人之前，成功研制出氢弹！”

当时，两派间的竞争尤为激烈，这无疑给工作的协调与顺利衔接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以机上计算为例，所遇难题数不胜数。那时的计算机依赖电子管技术，体积庞大，仿佛一间独立的房间，从预热启动至进入正常工作状态，需耗费整整24小时的等待。因此，一旦开启，便不得停歇，即便在空转状态下，一天的能耗也高达数百度电，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人一个月的收入（对于那时的经济条件而言，这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每逢两派争执不休，一方员工已下班，而另一方尚未接替工作。情急之下，只得在夜深人静时拨通邓稼先的电话：老邓，接班人尚未到来，机器只能暂停运作或空转。每逢此类情形，邓稼先总是立刻起身，穿戴好衣物，走出家门，前往接班人的住处。他立于门外，耐心地劝导，强调应以大局为重，务必尽快完成周总理的指示……

唯有如此，方能有人继往开来。他们常说：“我们之所以踏上征程，实因老邓的赫赫盛名所吸引！”正得益于邓稼先等众多身处逆境却心怀家国的科学家们的辛勤耕耘，以及全国各单位的紧密配合，我国于1967年6月17日成功引爆了首颗氢弹。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试验并引爆了首颗氢弹，这一壮举标志着我国核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

最初，该氢弹的设计代号为1100，其自重达一吨，预计的爆炸威力相当于100万吨TNT。但实际的爆炸威力竟然达到了330万吨，远远超出了原先的预估。我国氢弹成功爆炸的消息传至法国后，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立即召集负责氢弹试验的相关人员至爱丽舍宫，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原子弹与氢弹的辉煌爆炸，未能平息对邓稼先及其同袍的不实指控。1971年，他连同于敏、钱晋、胡思得等数位两弹功勋者，被召集至青海的221基地接受培训，原因在于他们在一项小型试验中未能达到预定的中子计数标准（事后证明是测试技术上的疏失）。由此，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批判浪潮，批评之词无所顾忌，被无端上纲上线。

凡精通英语者便被疑为英美特工，而对俄语有所涉猎者则常被联想为苏联特工……邓稼先既精通英语、德语亦通俄语，难道这会让人怀疑他是哪个国家的间谍？王淦昌掌握六国语言，这究竟意味着何等境界？在日益加剧的批判浪潮中，我国高能炸药领域的知名专家钱晋，历经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直至生命的终结。而与此同时，邓稼先所面临的危险同样严峻。

或许是天意的垂青，1971年的夏日，杨振宁博士首度踏上故土，探望亲人之际，恰巧得知了救助邓稼先的事宜。杨先生刚踏入机场，相关部门便询问他回国后将拜访哪位人士。杨振宁未加思索，便将邓稼先的名字记录下来。闻讯后，周恩来总理立刻召回邓稼先，使他得以避开造反派的威胁。当时，邓稼先归家之时，其容色颇为凄凉，发丝散乱，面颊沾染了尘土，身着一袭破旧的灰色布质军服，脚踩一双沾满泥土的旧式解放鞋。

邓稼先与杨振宁的会面洋溢着愉悦的氛围，但每当杨先生提及邓稼先的任职单位，邓稼先总是以模糊的措辞回应，称自己在北京之外某单位工作。这一回答不禁引发了杨振宁的困惑。自中国原子弹成功试爆以来，外界广泛认定邓稼先乃是该项目的重要领导人物之一。与此同时，关于一位名叫寒春的美国人的传言亦在流传，她被指曾协助中国制造原子弹。这一疑虑，如影随形，始终盘旋在杨振宁的脑海之中。

在前往上海的航班途中，他轻声将邓稼先引至一旁，私下询问：“我国原子弹的研发过程中，是否有得到过美国的帮助？”邓稼先以他一贯的严谨和保密态度对杨振宁说：“您先上飞机，关于这个问题，我稍后为您详细说明。”往昔，家中严令禁止同学与友人来此拜访，此举措亦导致部分人士对我家抱持不满情绪。我内心难受。

在叙述的深化版中，我细致描绘了故事的细节，却不失原意：在故事的这一章节里，我巧妙地穿插了一段小插曲。原子弹试验宣告成功之际，钱三强教授的尊师，享有崇高声誉的物理学家严济慈博士亲临寒舍做客。私下里，我的父亲许德珩带着一丝好奇询问：“究竟是谁拥有如此神奇的魔力，竟能够制造出原子弹？”严老则微笑着回答：“哈哈，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去问问你的女婿就知道了。”“我的女婿，邓稼先？”父亲顿时恍然大悟，仿佛从迷梦中苏醒。

邓稼先从机场归来，第一时间便向组织提交了相关汇报。得知此事后，周总理迅速作出指示：务必向杨振宁先生阐明，我国自行研发的原子弹与氢弹，完全是我国科研工作者独立攻关的成果，全程未涉及任何外籍人员的参与。

1971年，邓稼先在信中向杨振宁透露了我国原子弹研发的经过，强调在项目初期虽有苏联专家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后续的研发工作完全是依靠我国科研团队独立完成的。

邓稼先在1971年向杨振宁发出的信件（详情可见：《晨曦集》）

得知此消息，杨振宁的激动之情顿时溢满心间，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当时，他正受邀出席上海市为他举办的告别宴会，作为贵宾，他不得不前往洗手间稍作整理。自那以后，杨振宁先生曾多次返回祖国探望邓稼先。在美国期间，他购得一种尚未对外公开上市的抗癌新药——白芥素，并委托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将其转交给邓稼先，以期帮助他对抗病魔。

当然，邓稼先对杨振宁在学术界的杰出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多次强调：杨振宁所创立的“规范场理论”被誉为可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相媲美的科学瑰宝，其影响力之广泛，甚至超过了为他夺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定律”。邓稼先先生不幸与世长辞，杨先生的唁电再次点燃了我面对生活的勇气之焰。

长者在此处述说，眼中泪光闪烁，记者深切感受到，这不仅是对亲人深切的缅怀，更是对至交好友由衷的感激之情。

王承书、张文裕、杨振宁、邓稼先、周光召——这五位名字，在中国科学史上熠熠生辉，代表着我国科技领域的杰出成就。

03

随着文革的落幕，我国政治经济形势迎来了全面转机，科学的春天亦随之而至。邓稼先先生以更加旺盛的精力与饱满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到核武器小型化以及第三代核武器的研发工作之中。至1984年年底，他亲自主持了中子弹原理的核试验。自上世纪90年代末起，我国正式对外宣布：自80年代起，我国已成功研制出掌握中子弹技术的关键。这是他最后一次核试。

那一年，恰是1979年，于新疆核试验基地那片辽阔的戈壁滩上，映入众人眼帘的，是我国核事业的开创者——邓稼先。

邓稼先先生英年早逝，享年仅62岁。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尤其是一位既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积累了丰富团队领导经验的科学家，这个年纪正是他们科研生涯的黄金时代。然而，他却不幸与我们天人永隔……此中缘由，不禁令人感慨良多。那是一次发生在1979年的核试验。当倒计时终了，天际并未如预期般升起蘑菇云。在防化兵的搜寻一无所获之后，邓稼先果断地决定亲自深入前线，揭开真相的面纱。当时，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深情地劝诫道：“老邓，你不该轻率前往，你的生命远比我的更为珍贵！”但邓稼先对事业的执着与担当让他坚定不移，他毅然决然地忽视了同仁们的劝阻，勇敢踏上了那条充满生命危险的征程。

抵达既定位置，他示意战友们暂时退至一旁，随即俯身仔细搜寻，终于在地面发现了散落的弹片。（核弹坠落戈壁滩砾石之上，其原因是降落伞未能顺利展开，最终导致其破碎成无数碎片。）在那个刹那，邓稼先宛如“疯子”般，毫不犹豫地用手捧起了那些充斥着强辐射的弹片碎片。数日后，当他重返北京，邓稼先在医院接受检查，竟然发现尿液中含有异常浓烈的放射性物质，其他各项检查指标亦均未达标。

随后，常有人向我提及，邓院长当时其实不必亲自劳碌奔波，只需增派几人，便足以顺利完成任务。对此，我总是回答：“非也，邓稼先并非那类人物！”回顾至1985年年末，邓稼先因直肠癌在301医院接受手术，年迈七旬的张爱萍上将特地守候在手术室门外，整整五个小时，直至手术圆满落幕。然而，遗憾的是，癌细胞已广泛扩散，医院最终得出“预后不佳”的结论。

那炽热的1986年6月，正值夏日酷暑，邓稼先先生在生命的尾声里，与专程前来看望他的挚友杨振宁教授，于医院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合影。

从入院的那一刻起，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始终牵挂在心的，便是向中央呈递一份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对他而言，医院已不再是休憩之地，而是工作的战场。桌上堆叠着近一米高的文件资料，他与九院同仁频繁通电话，或是面对面地深入讨论。剧烈的疼痛让他无法平躺，只能倚靠在一个橡皮圈上，额头上的汗珠如豆粒般滚落。我强忍着泪水，站在他身边，轻柔地为他擦拭着汗水。

“希希（邓稼先及同仁们皆以此昵称我），这份文件的价值，胜过你的生命！”事后证明，若非严格遵照《建议书》的指引行动，我们多年来在核武器研究领域的辛勤付出，将化为乌有，对国家造成的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巨大灾难。

《建议书》无疑是邓稼先先生在成功研发原子弹、氢弹并取得第三代核武器重大突破后，其职业生涯中的又一璀璨里程碑。

如今，社会上有一部分人热衷于追逐财富，急于求成，对邓稼先等科学家进行指责：若当年未曾将巨额资金投入到“两弹一星”的研究与开发中，而是用于购买彩电和汽车生产线，我国的生活水平恐怕早已实现了现代化。然而，这些人实在是误解了真相！

毛主席曾指出：“我国务必拥有原子弹，唯有如此，方能屹立于当今世界之林，免受他人欺凌。邓小平同志亦曾明确表示：若我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未曾着手研发原子弹、氢弹以及人造卫星，恐怕今日我国难以成为一个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金钱或许能够购买彩电、汽车，但却无法换取国防的现代化。”

若非在严峻的财政紧缩环境下成功研发了“两弹一星”，今日我们恐怕难以达到这样的成就。朝鲜与伊朗便是这一论断的有力佐证。显而易见，核武器的掌握并非为了率先使用，其核心目的在于形成威慑力。只有握有这等杀手锏，才能让那些企图对我们施加压力的国家和个人心生畏惧，从而谨慎行事！

邓稼先将一生的智慧和热情奉献给了国家的核事业，但他的内心并非坚如磐石。对于父母、妻子和子女，他始终怀揣着一份深沉而真挚的情感。

年仅十四岁的女儿踏上了内蒙古乌兰特前旗的土地，投身于艰苦的插队生活。日复一日，她承受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即便如此，她所摄入的饮食往往难以满足最基本的温饱。邓稼先对她倾注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每当他从新疆的核基地结束任务返回，总会不辞劳苦地绕道内蒙古，特地前往探望她，同时携带着自己珍视的罐头与美食。

在高考制度得以恢复的时际，邓稼先仅以三个月的辛勤耕耘，就将女儿的物理知识从一无所知迅速提升至高考水平，最终与弟弟携手，同年双双获得了大学的入学通知书。

邓稼先先生逝世后，党和政府授予他无上的荣光。我想，在九泉之下，他定是带着微笑的，因为他始终坚信，自己的一生，始终归属于伟大的中华民族……

后 记

“邓稼先，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