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毛主席临终遗言”指的是毛泽东主席在逝世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976年，在周恩来总理与朱德元帅相继离世之后，9月9日，毛泽东主席亦辞世而去。

在毛主席离世之际，公众普遍关注的一个疑问是，毛主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否留下了任何话语？

在瞻仰遗容、守灵以及参与悼念仪式的过程中，我并未听闻任何遗言。相反，我只得知自九月初起，毛主席便频繁陷入昏迷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即便他心中有所欲言，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令人不解的是，自9月下旬起，报纸、电台、电视台纷纷高调宣扬“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报纸上以黑体铅字醒目地呈现，成为通栏的大标题；更有甚者，将“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作为毛主席语录，置于报头显眼位置。

在叶剑英同志“患病”期间，他将不再担负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职责。

事实上，叶帅此刻并无疾病在身，那些人不过是借病为由图谋夺权。尽管他们能够暂时篡夺他的权力，却无法撼动他在全军指战员心中所建立的崇高威望。

这时，身在中南海的华国锋正遭受着折磨，他感到某些人搞政变已迫在眉睫。

华国锋同志后来向我透露，他曾邀请李先念同志拜访叶帅，旨在商讨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次日，叶帅亲自回访华国锋，双方展开了深入的交流，详尽地讨论了对那些别有用心之人实施隔离审查的时间表与措施，并探讨了向政治局其他成员通报的相关步骤，以及接管关键新闻机构的人选事宜。

国庆佳节落幕，10月2日夜幕低垂之际，华国锋同志忽然拨通电话，邀请我前往国务院会议厅东厢房会议室，商讨要事。

抵达他的住所时，外交部的韩念龙、刘振华两位副部长早已先行一步等候在那里。

华国锋直言不讳道：

各位都莅临在此，甚是欣慰！今日，我有事要与大家商讨。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稿中，乔冠华（外交部长）提及了“毛主席的临终遗言”——“照既定方针行事”。

昨日得见此送审稿件，于其上批注数语。指出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语录，经我核对，发现与毛主席亲笔所书存在三字之误。毛主席原文及我在政治局传达的内容均为“照过去方针办”，为防止此类错误继续流传，故已将其删除。

然而，乔冠华已于9月30日抵达联合国，将在10月4日发表演讲。他提交的演讲稿中并未删除那段言论；你们考虑一下，是否有办法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将其发言稿中的“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剔除？

我说：

“鉴于时差之故，纽约时间比北京晚整整12小时，因此离我发表演讲尚余两天。”

研究结果显示，韩念龙与刘振华随即返回外交部，拨通了电话，指示乔冠华在发言稿中删除相关表述。

韩刘二人离去之后，我向华国锋询问，就字面意思来看，“照过去方针办”与“按既定方针办”似乎并无显著区别，为何要删除那句话？

华国锋说：

毛主席未曾留下所谓的“临终嘱咐”，如此表述并不妥当。

4月30日夜晚，毛主席接待了外宾。待外宾离去之后，我便向他详细汇报了各省的动态。在毛主席讲话之际，他的发音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他担心我未能完全听懂，于是便用铅笔书写了几张字条供我参考。其中一张上写着：“按既定方针行事”。

这并非临终遗言，而是针对我汇报中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所提出的明确指示。

如今，他们仅将六个字缩减至三个，将“对我讲的”置换为“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如此一来，他们便能够将诸多与毛主席意愿相悖的行为，巧妙地诠释为遵循毛主席既定方针的举措。这无疑为他们增添了巨大的政治筹码。

我聆听了这番详尽的解释，方才洞悉了这些人玩弄这种魔术般手段的险恶动机。

华国锋同志嘱我：

“有事找你，在家等。”

02

主席的字条

返家后，我尤为留心翻阅了这几日的报纸，细致观察着局势与发展的脉络。

4日，我邂逅了梁效撰写的长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中弥漫着强烈的火药味，我深感他们已挥舞起这把伪造的“尚方宝剑”，意图进行一场砍伐。

次日，华国锋同志亲自来电，邀我至东交民巷他的居所。我向他表达了对梁效文章的观点。我言道：“他们分明是在摆开战场，宣战了！”

华国锋同志轻点首肯，抿了一口茶，神态自若地取出数张纸条，接着道：

“提及毛主席亲笔所书之字条，当时因手边未携，未能即刻呈上。今幸得此，便即奉上，正是这几张。”

他递过两张。

“在今年的4月30日夜晚，毛主席在会见外宾归来后，我向他详细汇报了国内的形势，并对一些省份的状况表达了忧虑。主席随即用铅笔草书了两张便条：一张上写着‘国内问题须留意’，另一张则写着‘缓行，切勿急躁’。”

待我细阅了这两则字条之后，华国锋同志接着说道：

“你办事，我放心”。随后，我进一步讨论了各省干部的选拔与人事配置事宜，并恳请主席给予指导。他再次提笔，留下了这样的字句：“照过去方针办。”

在阐明这些字条之缘起之后，华国锋同志进而表示：

“我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们似乎在向中央和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发起挑战，稍有小事便激烈争执，行为偏激。自从主席离世，政治局会议夜间召开，常常争论到深夜。你觉得他们接下来还会采取何种行动？”

我说：

据我分析，在接下来的三五天里，他们极有可能采取行动。

华国锋郑重地说：

“经中央决策，有一项重要任务已指定由你负责，此乃叶帅所荐举。”

“我定当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华国锋让我坐下，说道：

“届时，具体的任务将会详细告知于你。请留在家中，静候我的来电，唯有我亲自拨打的电话才具备效力。”

03

接手华国锋手令

6日晚八时左右，家中那台红色电话机骤然响起铃声。我迅速拿起话筒，耳边传来的竟是华国锋同志的亲声。他命令我立刻前往中南海的怀仁堂。

步入怀仁堂，映入眼帘的是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人进行亲切交谈。

此刻，我才领悟到，华国锋同志与叶剑英同志，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支持下，已于今夜秉持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击碎了那图谋不轨、危害国家的恶劣小集团。

华国锋同志交代任务。

“你须与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一同前往中央广播事业局，务必迅速接管电台与电视台，确保万无一失。任何失误都可能带来无法预料的严重后果。”

叶帅郑重嘱咐我：

为确保秩序井然，严防信息泄露，务必高度重视安全防范。

华国锋同志问我：

“带手枪吗？”

“无需携带手枪，”我道，“只需带上你的手令即可。”

他应声答道：“好！”随即挥毫在一张洁白的纸张上，为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亲笔书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

为进一步强化对广播与电视工作的领导，中央作出决定，指派耿飚、邱巍高两位同志负责。敬请各位予以接纳并接受他们的领导，遇有任何事宜，可直接向他们汇报并征询意见。

华国锋

十月六日

完成任务后，我们即刻驾车前往中央广播事业局。

后续文章提及耿飚率领的军队规模，以占领电台为目的，实则此为误传。

尽管广播事业局如同其他新闻机构一般，遭受了那些心怀叵测之人的操控，然而，广大干部与群众始终坚定地听从党的指挥。加之警备部队具备极高的政治素养，故此，我无需亲自率军进行军事接管，亦无需派遣其他部队替换原有部队。

抵达广播大楼时，时间已逼近晚上10点。我意识到，仅凭我与邱巍高、王甫三人，难以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于是拨通中联部的电话，邀请了张香山和冯铉两位副部长莅临，并邀请了其他一些同志一同加入。

他们的职责在于与电台同仁协同，对即将播出的节目带进行审核，这涵盖了文字类节目以及歌曲、音乐类节目。

邱巍高

晚上在邓岗办公室设了行军床。

头三天，我们实行全副武装的作息，身着衣物，脚蹬鞋履，连日常饮食与饮水亦不离办公室，均由警卫战士亲自送至。这期间，我们的生活宛如一场战斗，时刻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

尤其是首个夜晚，床位并不充足，我与邱巍不得不轮流共享一张床铺。

所谓的“睡眠”，实则只是躺卧片刻，让筋骨得以舒缓，但双眼却睁得圆睁，内心却在激烈思考：是否遗漏了什么疏漏？哪些地方不够完善？又有哪些意外可能发生？又应如何制定相应的预防策略？

个人之安危生死虽微不足道，然若电台、电视台不幸遭遇变故，其传播速度与覆盖范围远超报纸，将迅速蔓延至全国乃至海外，进而扰乱党中央的战略布局。此影响之深远，远超我昔日所指挥之任何一场战役。

14日，党中央宣布了彻底击败心怀叵测的小团体的喜讯。在这历史性的伟大胜利面前，北京市的广大民众以及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干部群众纷纷自发涌上街头，共同欢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摘自《耿飚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