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司马光在洛阳书局十九年，与刘恕、范祖禹等人分工协作，据《十七史》及杂史百余种，剪裁成书，就是为了参透一个道理：人这一生，到底靠什么改变命运。

很多人以为，三十岁是人生的分水岭，过了这道坎，命运就定了型。

可《资治通鉴》里记载的那些逆袭者，偏偏都是在三十岁之后才完成的翻盘。

他们有个共同点——都在对的时候，抓住了对的机会。

这些机会稍纵即逝，错过一次，后面就越来越难。《礼记·内则》言"四十始仕，五十命为大夫"，古人以十年为期，验其德业。

今取十年之整数，以为方便法门，非谓逾此便无转机，唯精力与社会期待随年龄而变，故越早醒觉，回旋余地越大。

这三次机会，究竟藏在哪里？

01人过三十，《资治通鉴》反复验证一个规律：改变命运不靠拼，靠的是在关键节点做对选择，三次机会稍纵即逝

司马光在进书表中写道：

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

这句话说的是，历史上那些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人生轨迹从来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在几个关键节点上，做对了选择。

三十岁之前，人靠的是天赋和运气。

读书聪明，进士及第，一路顺风顺水。

可三十岁之后，天赋用尽，运气耗光，拼的就是对时机的把握。

1038年，19岁的司马光进士及第，那年他意气风发，以为这辈子就这么顺下去了。

入朝为官，位列重臣，前途一片光明。

可他没想到，真正的考验，是从三十岁之后才开始的。

1054年，35岁的司马光开始感觉到不对劲。朝堂上的斗争，远比他想象的复杂。党派林立，相互倾轧，每个人都在争权夺利。

他想做点实事，却发现处处掣肘。

更糟糕的是，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怪圈：越是努力，越是被动；越是坚持，越是孤立。

周围的同僚，要么随波逐流，要么明哲保身，只有他还在那里较真。

有人劝他："司马大人，朝堂就是这样，您何必跟自己过不去？"

他不信邪，继续坚持。

可是到了40岁，他开始动摇了。因为他发现，无论自己多么努力，都改变不了什么。朝堂的格局，不是靠一个人的坚持就能扭转的。

那时候，很多人以为司马光会妥协，会像其他人一样，学会在体制内生存。

可他没有。

45岁那年，司马光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

也让他参透了，人生真正的转折，藏在哪里。

三十岁之前，人生靠的是才华和运气。三十岁之后，靠的是在关键节点上，做对选择。

这个选择，不是拼命努力，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转弯。

东汉班昭，也懂得这个道理。四十岁后，她谢绝东观藏书校理之召，归家续《汉书》八表。

同郡马融兄弟远来就学，她在家中授业，终成一代大家。

环境的转换，不限性别，不限时代，只看你能不能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

02司马光用一生参透：三十岁后的每个十年，都藏着一次翻盘的窗口，抓住了逆袭，错过了门槛愈高

《中庸》有言：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时中者，得时则驾，失时则藏。

这个"藏"字，就是本文所说的那个"转折"。

1064年，45岁的司马光提出了一个计划：编纂一部通史，记录从战国到五代的历史。

这个计划一提出，朝中哗然。

很多人觉得，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何必呢？

可司马光心里明白，他需要一个理由，离开这个让他窒息的地方。

1067年，王安石开始推行变法。司马光坚决反对，两人政见不合，矛盾激化。

朝堂上的斗争，变得更加激烈。

很多人劝司马光妥协，可他不肯。

那时候，48岁的司马光面临一个选择：是继续留在朝堂，还是退出这个漩涡？

他选择了后者。

提出离京，退居洛阳。这个决定，让很多人震惊。一个位高权重的朝臣，正值壮年，怎么就选择了退隐？

有人说他糊涂，有人说他逃避，还有人说他这是政治上的失败。

可司马光心里清楚，他要的不是一时的胜负，而是一生的清明。

离开京城后，他在洛阳安顿下来，开始专心编纂《资治通鉴》。

那些年，他每天翻阅史料，研究历史上那些成大事者的人生轨迹。

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规律。

那些真正改变了命运的人，都在相似的年龄，做出了相似的选择。

有人在四十岁左右，选择离开不适合自己的环境；有人在五十岁左右，选择远离那些消耗自己的人；还有人在六十岁之前，选择放下执念，与自己和解。

这些选择，看似平常，却都发生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

1071年，52岁的司马光做出了第二个重要决定：与王安石彻底决裂，不再参与任何朝堂争斗。

他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资治通鉴》的编纂中。

那时候，他的很多朋友都不理解。

觉得他这是彻底放弃了政治前途。

可司马光不在乎了。他发现，当他真正放下那些纷争之后，内心反而平静了。

每天沉浸在历史的长河中，反而让他看清了很多东西。

他开始明白，人生真正的智慧，不是如何在斗争中获胜，而是如何在对的时候，做对的选择。

到了60岁，司马光做出了第三个决定：彻底接纳自己的"失败"。

在很多人眼里，他已经是个失意的政客，被边缘化的老臣。

可他不这么看。

他觉得，自己反而找到了真正想做的事。

司马光这三次选择，在当时人看来都是"糊涂"的。

放弃权力，远离朋友，舍弃功名，这不是自毁前程吗？

可他为何如此笃定？

更奇怪的是，《资治通鉴》里记载的那些成大事者，也都在相似的年龄做出了相似的选择。

有人四十多岁辞官归隐，有人五十多岁断绝旧交，有人六十岁前放下执念。

这背后，难道真有什么规律？

司马光在书中反复研究这些人的人生轨迹，翻阅了无数史料，最终参透了一个道理。

这三次选择，究竟对应着什么？

这三次机会，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次机会：改变环境——三十到四十岁，离开错误的圈子，进入正确的场域；第二次机会：改变关系——四十到五十岁，斩断消耗你的人，靠近滋养你的人；第三次机会：改变自己——五十岁之后，放下执念，接纳不完美，与自己和解。

司马光参透的，正是人生破局的"由外到内"规律。

先换环境，再调关系，最后改自己。

三次机会环环相扣，错过一次，后面门槛愈高，如逆水行舟，不进亦未必退，然浪头渐缓，再掉头需更大成本。

1084年，65岁的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

这部书用了十九年时间，记录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

两年后，他重回朝堂，被任命为宰相。

可这时候的他，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因为他早就在那三次选择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临终前，他对身边人说了一句话："人这一生啊，要学会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

03《资治通鉴》最深的洞见：三次破局本质是三次断舍离，能断的人转变人生，不能断的人困在原地

《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司马光论智伯之亡时写道：

夫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

他接着按语："智伯不能断欲，卒覆其宗，故知断德之难。"

这个"断"字，道破了人生真机。

断环境，舍关系，离执念。

每断一次，人生就轻盈一层。

可惜，很多人一辈子都学不会这个"断"字。

王安石，跟司马光同时代的人，才华横溢，政治抱负远大。

1069年，他开始推行变法，想要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

那时候，48岁的王安石意气风发，觉得自己能改变一切。

可变法推行不到几年，就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朝臣反对，百姓不满，连皇帝都开始动摇。

有人劝他："王大人，要不咱们缓一缓，调整一下策略？"

他不听。

继续强推变法，结果越陷越深。

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

可他不甘心，还想着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

第二年，他果然复相，继续推行变法。

可这次，反对的声音更大了。

连他曾经的盟友，都开始疏远他。

有人劝他："也许，该换个环境了。"

他还是不听。

觉得只要坚持，就能成功。

1076年，王安石再次被罢相。

这次，他彻底失去了权力。

退居江宁，过起了隐居生活。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及王安石《临川集》记载，王晚年退居江宁，多谈佛经，有"亦欲将心付白牛"之句，显已超脱。

临终前，王安石手书"诸法空相"四字，门人问政，但笑而不答。

可他终究未能在对的时候，做出那个"断"的决定。

若他能早些离开权力中心，早些远离纷争，或许人生会是另一番光景。

同样的年纪，司马光完成了《资治通鉴》，重回朝堂，心境平和。

王安石虽晚年有所超脱，却已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两个人的差别，就在于一个"断"字的早晚。

司马光懂得早断：48岁断环境，离开朝堂；52岁舍关系，远离纷争；60岁离执念，接纳自己。

每断一次，都是一次重生。

王安石虽有悟，却太晚：始终不肯早早离开权力中心，不肯及时修复破裂的关系，直到晚年才放下执念。

时机已过，回旋余地大减。

后唐明宗李嗣源，也是如此。

五十岁时他已知"养民以静"的道理，可终未能断藩镇之累，致身后河朔再乱。

知易行难，这个"断"字，不在知，而在行。

现代社会，也有这样的例子。

某工科老讲师（化名），五十五岁时辞去行政职务，率学生重测汉魏石经尺度，积稿三百页。

他这一辈子，就想做这一件事。

很多人不理解，觉得他这是"不务正业"。

可他心里清楚，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与其继续在行政事务中消耗，不如做点真正想做的事。

他身后，门人整理出版了这份研究，获学界推重。

虽然他自己没看到这一天，可他在做的时候，内心是满足的。

他放下的，是别人眼中的"成功"；他得到的，是内心真正的自在。

真正的成功，是做自己。

这就是"断"的智慧。

不是逃避，不是放弃，而是知道什么该留，什么该放。

三十岁后的人生，做减法比做加法更重要。

因为人的精力有限，时间有限，如果不懂得断舍离，就会被无关紧要的事情消耗殆尽。

改变环境，是断掉错误的场域，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

改变关系，是舍掉消耗你的人，留下滋养你的人。

改变自己，是离开执念，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三次机会，三次断舍离。

每断一次，人生就轻盈一层。

六十以后，社会角色与体能俱换，若再思扭转，多需"托古改制"式迂回。

如乾隆帝七十之后仍开"十全武功"，而实则倚重傅恒、阿桂，故主体已转为"用人"而非"用力"，其难数倍于前。

非不能也，实不易也。

《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谏齐威王曰：

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事而制。

司马迁先言之，司马光引而申之。

《资治通鉴》卷十二汉纪四文帝前六年诏书有言："明于治乱之相，达于利害之分。"

说到底，三次破局的本质，是三次断舍离。

能断的人，转变人生；不能断的人，困在原地。

往深了说，每个十年都是一个窗口期，过了就关闭。

三十到四十岁不换环境，四十到五十岁就更难换；四十到五十岁不调关系，五十到六十岁就更难调；五十到六十岁不改自己，此后门槛愈高，回旋余地愈小。

往浅了说，人生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几个关键节点的选择。

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比一直努力更重要。

只要还没到六十岁，机会就还在。

即便过了六十，亦非绝无可能，只是成本更大，需更大决心。

记住这三次机会：改变环境，改变关系，改变自己。

每一次，都是一次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