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徐景贤有幸与毛主席共聚于中共九大主席团。

作者：范文发

原题：徐景贤，还记得吗？

作者简介：稿件已呈上，本人系上海控江中学1968届高中毕业生。自1969年起，我赴吉林延边珲春投身农村，扎根落户。历经岁月，至1977年我有幸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深造。此后，我曾在大学担任教师，亦从事过企业管理。在业余时间，我热衷于文学创作，并已出版《白山黑水》、《重做上海人》、《边城盛放金达莱》等多部纪实文学作品。

历经“文革”洗礼的国人，尤其是上海市民，提及昔日的上海市委书记“徐老三”——即排名仅次于第一书记张春桥、第二书记姚文元的重要人物——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张春桥、姚文元长期居于中央，而“徐老三”则实至名归，成为上海当之无愧的一把手。

徐老三即徐景贤。

在“文革”前夕的那一年，我还是个少年，有幸在上海少年宫聆听了徐景贤先生的文学讲座。彼时的他，举止温文尔雅，言谈举止从容不迫；他曾经创作过报告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以及话剧《》。年青的一代他的作品如《生命似火》散文集等，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视他为一位真正的文化人。

有句话说得好：完善的制度足以将恶行之人引导向善，至少能更高效地约束其恶行；而恶劣的制度则可能将善良之人推入歧途，或将他们迫于无奈地助纣为虐。“文革”史无前例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时间，神州各地掀起了造反和夺权的狂潮，上演了一幕幕“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连续闹剧。具有鲜明“党的组织观念”的文化人士徐景贤，也毅然决然地走出市府机关，投身到这场造反的行列之中。

▲在那个炎热的1967年夏日，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首次莅临上海，与徐景贤等人士进行了亲切会面。

那是一个1967年的夏日。我就读的控江中学，因其较早响应革命大联合的号召，成为了全市“复课闹革命”的模范学校。

市领导代表徐景贤在校园礼堂发表演说。即便他依旧保持着清瘦的身材和洁净的面容，但他的声音激昂，双臂挥舞，口中不断涌现着革命的口号。最后，他高举双臂，激情洋溢地高喊：“同志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这是我们的胜利，你们认为呢？”话音刚落，礼堂内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共鸣。那一刻，我才深刻地意识到，这位文化界人士身上已经深深地烙下了造反派的印记。

经过一载光阴，我在凛冽的寒风中，伴随着哀怨的哭声，踏上了前往农村插队的列车。那时，工宣队的师傅兴奋地紧贴车窗宣布：市领导徐景贤同志和马天水同志将亲自前来为革命青年们送行！我默坐在车厢内，心如止水，对亲人的离别之痛正浓烈地发酵，哪里还有多余的精力去理会徐景贤等人呢？

正当徐景贤等人于险峻之巅争夺权力之时，我们与知青们却在广阔天地间奋力拼搏，犹如“坐地日行八万里”的英勇壮举，与那些热衷于权力争夺者截然不同，仿佛行进在两条并行不悖的道路上。

▲在1965年9月，徐景贤（位于左三后方）作为中国青年文艺工作者代表团的成员赴越南访问，荣幸地受到了胡志明的亲切接见。

随后，审判“四人帮”的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徐景贤的关注。彼时，大学校园中电视并不普及，观看实况转播的机会寥寥无几。恰逢同寝室的温良在吉林大学附近的兽医学院结识了朋友，每晚他都会跑过去观看。尽管画面中他的出镜时间不多，但我仍得以清晰地辨认出那个站在审判席上的他：与十年前相比，他的神采已不复往日，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黯淡。

徐景贤从此消失。

世间之事，往往妙不可言。二十年后，在一次好友聚会上，我竟意外地与徐景贤同桌而坐，更巧的是，我们的座位还如此之近。

此刻的徐景贤，身躯佝偻，早已不复往日的挺拔之姿。后来方知，原先1米8的身高，竟缩水至1米6左右。行走时步履蹒跚，实乃重度关节炎之苦；双目深陷，拉长的面容显得异常消瘦且凹陷。

然而，他洋溢着热情，面带笑容，尽管年过七旬，却仍声音洪亮，思维敏锐。

一闻我投身房地产行业，他便兴致勃勃地抛出诸多关于房屋建筑与销售的话题。我随身携带的自行编撰的策划手册便不假思索地递给了他。然而，我心里却暗自思忖：他此举不过是应景之谈，无话找话罢了，对策划方面的兴趣，在他看来恐怕是微乎其微。

▲在2006年，本人（居中，左三）荣幸地向徐景贤先生敬赠了一份房地产项目策划书。

仅隔数日，徐景贤便来电告知已阅读完那本小册子。随后，他提出了疑问：“能否请教一下，评价房屋是否物有所值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我回答道：“关键在于地段，即土地价值较高的房屋，这一核心指标决定了房产的基本价值。”

“啊，这不正如选购数码相机时必先询问像素，挑选钻石时必问几克拉，购置音响时需留意最大不失真功率一般……他接连用如此多生动形象的比喻，真不愧是一位饱学之士。最后，他谦逊地评价道：‘您的策划书颇具文学韵味，为我补上了建筑营销的一课。’”

正是如此，那本薄薄的小册子促成了我与他的第二次、乃至第三次相遇。尽管他过往主要负责党务工作，然而身处工商业繁荣的大上海，加之他聪慧好学，对城市规划、环境塑造，乃至建筑风格、市民需求，均有着独到见解。因此，我们之间产生了许多共鸣。

尽管我们拥有共同的母语，但他曾有过造反的过往，以及那长达18年的牢狱之灾，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因此，我选择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家位于天平路，我虽多次路过，却始终未曾踏入他的家门。徐景贤素来热情好客，曾邀请我上楼品茶，我却婉言谢绝。回想起那时，他已是一位普通的公民，我是否过于偏见了呢？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

十年“文革”于我而言，留下了一段深刻的惨痛记忆。然而，时至今日，文革的真实面貌尚未完全公之于众，因此，这段历史在我心中仍旧未能画上句点。

可惜，寥寥无几之人，有资格对“文革”作出深刻阐释，却鲜少留下只言片语，便匆匆离世，将话语权留给了后世。徐景贤感慨道，细细数来，竟无一人能担此笔耕重任。

于是，他陷入深刻的反思与忏悔之中：他向剧作家和演员诚恳地道歉，他向普通市民和青年学生真挚地表达歉意；他无所畏惧地闯入那片禁区，决心将心中所知的“文革”全貌，以真实而完整的回忆形式呈现出来。这标志着他心灵深处的一次净化。历经数年的潜心准备，他终于著成了一部回忆录：《十年一梦》。

在这部名为《十年一梦》的著作中，他深刻反思了自己“愚忠”的一生，并借此契机，让思想之根深植于自身的肩头。

我细细研读了《十年一梦》两遍。鉴于这乃作者个人回忆之作，自不免带有其固有的局限性；然而，作者那敢于自我反思的勇气，却令人眼前一亮，给人以全新的感受。我关注并接近了徐景贤。

徐景贤签名赠书给作者

十年“文革”时期，民族不断被引向野蛮的深渊，见证了物质生产力与人文精神的全面衰退。在此期间，上海的“徐老三”亦曾挥毫泼墨，宣泄激进的造反之声，甚至召集武装民兵，誓言“誓死捍卫党中央”。正如俗语所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理中外皆然。上帝召唤人们追求高尚，而魔鬼却诱使他们堕入污秽。

的确，徐景贤在“文革”期间犯下了一些令人不齿的罪行，然而，他亦曾有过令人称颂的高尚之举。

在“文革”那段动荡岁月里，他独善其身，并未让亲朋好友一同“飞黄腾达”。即便是他唯一的亲弟弟在湖北恩施的农村插队多年，他也未曾安排其调回上海；对于亲戚中那些渴望参军的人，他亦未曾滥用职权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而他的父母在破旧的石库门里辛勤倒马桶数十年，缺乏煤气与卫生设施，他亦未曾设法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

▲程乃珊

在一次轻松的交谈中，作家程乃珊向我讲述了四十年前的一则往事：她的同事清晨骑着自行车赶往单位，不慎车身擦碰到了一辆行驶中的小轿车后轮。同事急忙刹车，幸而未跌倒。随即，小轿车内的徐景贤市委书记走出车外，弯腰关切地检查骑车人的双腿是否受伤，并连连致歉……这一小插曲，却让人对徐景贤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我也曾目睹了这样的情景。那是一次聚餐，饭店门口的垃圾箱旁散落着几只塑料瓶。先行到达的徐景贤，他弯下腰，费力地逐一拾起这些塑料瓶，并将它们投入垃圾箱。这一微小却充满意义的行为，让我对他的人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因涉“文革”期间的罪行，徐景贤于1976年10月被捕。然而，鉴于他交代问题详尽、态度积极，特别是他严格遵守“服从中央”的组织纪律，中央原本预计接管上海的斗争将面临极为复杂且艰巨的任务，为此特地组建了一支由17名省部级和58名司局级干部组成的强大团队。然而，实际接管过程却出奇地顺利和稳定。其中，徐景贤等人的服从与积极配合功不可没。

▲同年五月份，徐景贤出访朝鲜，与金日成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洽谈。

法庭拟对他实施宽宥的不起诉决定；然而，对于上海首犯马天水，却判处了18年的监禁。不料，马天水突然患上精神病，导致无法对其进行刑事处罚。然而，上海曾是“四人帮”势力的大本营，若要严惩一名首恶，必然需予以重判。当时，上海市委中还有一位女书记名叫王秀珍，她原本出身于工人阶级，文化程度不高，让她成为首恶的替罪羊，实难令人信服。因此，原本免于起诉的徐景贤不幸戴上了首犯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徐景贤被囚禁于上海的提篮桥监狱。他常常感慨道，若非家中的温情支持，他难以度过那段漫长的狱中岁月；而他的家人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只为换取在18年刑满后与亲人团聚的愿望。

徐景贤、葛蕴芳夫妇晚年

葛蕴芳太太深知他对阅读的偏爱，于是她会根据他的需求预先列出书目，然后亲自四处奔波借阅。即便身形瘦弱，她仍毅然承担起沉重的书袋，从徐家汇辗转乘坐三辆公交车抵达杨树浦，每月一次的探望从未有过间断。那些滋养心灵的书籍，以及亲情的温暖，共同在他心田筑起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

的确，他心中始终愧疚不已，对妻子、对那对可爱的女儿深感歉意。妻子葛蕴芳曾担任夏衍的首位秘书，资历深厚，是一位资深干部。然而，由于丈夫的牵连，她失去了党籍，退休待遇也因此被降低，从原来的处级干部标准降至普通离休干部的水平。

正值女儿们中学毕业之际，父亲的入狱令她们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大女儿因病从农场退职，待业了两年。后来，她被分配至食品生产车间担任学徒。三年之后，她成功转正，成为了一名正式工人，主要负责糕点、月饼等点心的制作。

▲徐景贤晚年与女

在八十年代中叶，两个女儿相继步入婚姻的殿堂，而两个外孙也先后降临人世。他感慨道，在狱中得知女儿们各自成家，目睹小外孙可爱的照片，他的心情宛如在酷热的六月午后，畅饮一碗冰镇的汽水，那种畅快淋漓之感无以言表。

在1990年代，与他同囚的“四人帮”首要分子，有的已离世，有的被释放，唯有徐景贤，尽管饱受严重关节炎之苦，仍旧在狱中服刑。葛蕴芳鼓起勇气，先后向两任市委领导致信，然而，回应却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随后，我直接致信邓颖超同志。鉴于对信件在途中被截获的担忧，我在信封上注明“赵炜同志亲启”，并在信件内文详细说明了希望她能代为转交邓大姐。

葛蕴芳仍清晰记得，1972年，邓颖超大姐莅临康平路市委领导家属院，她先后探访了姚文元、王洪文和徐景贤的住所（不过，她并未造访张春桥的家，因当时传闻张的妻子文静在历史上存在疑点）。

1973年9月16日，徐景贤陪同邓颖超女士，在上海虹口公园恭敬地拜访了鲁迅先生的墓地。

邓大姐紧握着葛蕴芳的手，语重心长地说道：“小葛啊，景贤同志始终紧随主席的脚步投身革命事业，你们务必给予他全力支持。要与他携手同行，忠实地跟随主席，共同投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

邓颖超秘书虽与葛蕴芳仅有一次的见面，却并不势利，心怀同情。在邓大姐病情短暂缓解时，她便将徐景贤的境况相告。邓大姐随即提笔批示：“请上海市委酌情处理。”

仅仅这几个字，便在不久后促成徐景贤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此事发生于1992年6月。随后，他在1995年5月刑期届满后获释，并于1999年恢复了其公民的政治权利。

刑期结束后，他面临的新挑战是：如何建立社会关系？养老金将由谁负责发放？同案犯王秀珍曾是一名工厂职工，刑满释放后便回归了原单位——国棉三十一厂，养老金由该厂负责发放；然而，徐景贤曾是市委的领导，刑满释放后，他是否还能继续保留干部身份并享受相应的待遇呢？

无奈之下，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只得每月发放生活费：起初，金额仅几百元，后来虽增至一千元，但仍不足以满足开销。他对阅读情有独钟，无论是翻阅书籍还是品读报纸，这两项爱好便几乎耗尽了全部的生活费用。

徐景贤夫妇为贴补家用，不得不与女儿们同住，并将空置的房产出租。某次，徐景贤私下向我透露，大女儿身体欠佳；女婿失业在家，尚未找到新工作，能否帮忙介绍一份工作？考虑到他的确面临困境，尽管当时我并无十足把握，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2006年，本人（左一）与徐景贤（左二）等人的合影留念。

不久，他的女婿加入了我朋友的所在公司，凭借出色的表现，他逐渐在公司管理层中担任了项目经理和部门经理的职务。徐景贤夫妇对我表示了深深的感谢。我半开玩笑地说：“徐老师您曾是市委书记，那可是相当于部长级别的职位呢。以前若要帮忙，都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呢。如今咱们成了朋友，面对面交流起来，事情反而更顺利了。”

无论身份之高低，无论财富之多少，上帝均以“生”字作为展台，呈现了其所有杰作，最终又以“死”字将其一一收回，过程简洁而果断。

2007年10月31日的清晨，徐景贤孤身一人踏出家门，与老友欢聚一堂；午餐时分，更是与友人们举杯共庆。午后两点，他步履沉重地返回家中，稍作休憩后，便倚靠在沙发上沉浸在书海之中。此时，太太葛蕴芳正在厨房忙碌，忽闻窗外传来一声异样的尖叫，她急忙奔出屋外，只见丈夫徐景贤已无力地瘫坐在沙发上，人事不省。尽管妻子大声呼喊，他却始终未能醒来。他的手中仍紧握着他钟爱的那本书。他终究未能等到一个月后75岁生日的到来。

他已远行，依照他的生前遗愿，亲人们将他的遗体完整地捐献给医学研究领域。

随性而行，这无疑是人生最极致的闲适，亦是生命最风度的落幕。然而，遗憾依旧萦绕在他的心头。

徐景贤扫墓。

记得徐景贤曾向我透露：“《十年一梦》仅描绘了六成的真实，剩余的四成仍深藏于我的胸臆之中。”

我懂他为何写不出来。我问徐景贤：当时你做的很多事情都有上面的指示，尤其是“一月革命”，那夺权的全过程更是上面亲自部署直接指挥，你只是个执行者啊。

他答非所问道：“执行者为何没精神？”他低声自语。“往昔，因精神之丧失，方致诸多失当之举……”

我领悟了他话语中的真谛。那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如同屈原所追求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贞，又如陶渊明所秉持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

杜威言知识分子的特性：“首先，是独立思考的精神，决不将他人的听觉、视觉、思维力视为己有；其次，对个人所秉持的思想和信仰，个人需承担全部责任，无畏权威，不惧监禁与死亡威胁，唯有真理，而非个人得失，才是其追求的目标。”

那场“文革”夺走了这些精神的灵魂，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民族陷入了深渊。环境因素在其中起到了何其重要的作用啊！

经历“文革”岁月，我们是否都应进行深刻的自省？

徐景贤，见证“文革”者，已逝。他的反思引发深思。

回顾往昔，我们绝不可任由全民族淡忘“文革”的深刻记忆。